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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邦致用的史学思想的成熟（第1页）

三、经邦致用的史学思想的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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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邦、致用，是杜佑史学思想的核心。

同以前的历史著作比起来，《通典》具有更明确的经世致用的目的。

杜佑在《通典》自序中首先落笔说：“佑少尝读书，而性且蒙固，不达术数之艺，不好章句之学。

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

像他这样由史家本人明确地表示，把历史撰述同“将施有政”

直接结合起来的，在以往的史家中同样是不曾有过的。

从唐代史家对史学之社会功用的认识来说，这可以看作是对刘知幾的“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

的史学思想在历史撰述实践上的发展。

杜佑的经邦、致用的史学思想有三个鲜明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具有勇敢的批判精神。

他在《献〈通典〉表》中写道：

夫《孝经》、《尚书》、《毛诗》、《周易》、《三传》，皆父子君臣之要道，十伦五教之宏纲，如日月之下临，天地之大德，百王是式，终古攸遵。

然多记言，罕存法制，愚管窥测，莫达高深，辄肆荒虚，诚为亿度。

每念懵学，莫探政经，略观历代众贤著论，多陈紊失之弊，或阙匡拯之方。

[76]

在这里，杜佑以婉转的口气指出儒家经典中有许多空泛的言论而“罕存法制”

；同时，又直接批评“历代众贤”

，说他们大多局限于指陈“紊失之弊”

，很少有“匡拯之方”

。

从他的这种批判精神中，更可以看清楚他为什么“不达术数之艺，不好章句之学”

了。

第二个特点，是重实际，讲功效，把对历史的认识转化为现实的实践。

杜佑撰《通典》是着眼于现实而关注于“理道”

。

他主张“理道不录空言”

，必然认真探讨“礼法刑政”

，进而研究“政理”

的具体措施。

贞元十九年（803），杜佑入朝为相的第一件事，就是辑录《通典》要点，另成《理道要诀》33篇，编为10卷，上奏德宗，重申“详古今之要，酌时宜可行”

之旨。

[77]《理道要诀》是《通典》的简本，从前者的书名可以看出《通典》的主旨实在于“理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