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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通典史论的特色（第10页）

《刑法七》详记徐有功执法之事，说徐有功处在“周唐革命”

之际，“告密之辈，推核之徒，因相诬搆，共行深刻”

，“朝野屏气，道路以目。

于斯时也，谁敢忠正？”

而徐有功“遂于群邪之侧，纵谄之傍，孑然介立，守法不动，抑扬士伍，慷慨朝端，终卒不渝，险易如一。

于是酷法之吏，诬告之人，见嫉甚于仇雠矣”

。

于是杜佑评论说：“详观徐大理之断狱也，自古无有斯人，岂张、于、陈、郭之足伦，固可略举其事。

且四子之所奉，多是令主，（自注：‘西汉，张释之，文帝时为廷尉；于定国，宣帝时为廷尉；东汉陈宠、郭躬，章宗时为廷尉：皆遇仁明之主。

’）诚吐至公，用能竭节。

若遇君求治，其道易行。

武太后革命，欲令从己，作威而作周政，寄情而害唐臣。

徐有功乃于斯时，而能定以枉直，执法守正，活人命者万计；将死复舍，忤龙鳞者再三。

以此而言，度越前辈。”

[118]杜佑评价历史人物，不仅仅是一般地从历史人物的品质或事功去论其高下，而是特别着重于说明历史人物所处的历史环境，从而加重了评论的分量。

同时，他也注意到从历史人物的比较中做出不同的评价。

杜佑出身于门阀士族，《通典》又以百卷之巨叙述沿革礼和开元礼，从这两点来看，杜佑有重礼的一方面。

但杜佑的重礼，并非陶醉于礼，更不是迷恋于礼的繁文缛节。

《礼三十四·沿革三十四·宾礼一·总叙》说：“自古至周，天下封建，故盛朝聘之礼，重宾主之仪，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礼数服章，皆降杀以两。

秦皇帝**平九国，宇内一家，以田氏篡齐，六卿分晋，由是臣强君弱，终成上替下凌，所以尊君抑臣，列置郡县，易于临统，便俗适时。

滞儒常情，非今是古。

《礼经》章句，名数尤繁，诸家解释，注疏庞杂。

方今不行之典，于时无用之仪，空事钻研，竞为封执，与夫从宜之旨，不亦异乎！”

[120]在这里，杜佑从历史上说明了宾礼是怎样产生的，进而说明了宾礼是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们的事情。

自秦统一后，实行郡县制，这种宾礼也就变得不像原先那样重要了。

他不赞成人们热衷于“方今不行之典，于时无用之仪”

，认为这同“从宜之旨”

是大相径庭的。

可见杜佑对礼的解释，一是包含着朴素的历史主义成分，二是显示出明确的批判精神。

上文所提到的他对祭尸礼的看法，在性质上也是如此。

这跟他自己郑重表明的“不为章句之学”

是表里一致的。

由此可以证明，杜佑对于礼，也有严肃批判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