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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君主论的发展（第2页）

“人君之度量”

不同于种种“奇才”

的地方，在于前者应建立在很高的道德素养和政治素养之上，因而能产生影响于社会的“仁惠之德”

。

在封建社会里，君主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虞世南提出“人君之度量”

的看法，尽管带着很重的理想主义色彩，但他在主观上是希望人君能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

这一点，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同“人君之度量”

的见解相关联，虞世南还评论了“人君之才”

与“人君之德”

。

《帝王略论》在评论汉元帝的时候，讲到了关于“人君之才”

的问题：

或曰：汉元帝才艺温雅，其守文之良主乎？

虞南曰：夫人君之才，在乎文德武功而已。

文则经天纬地、词令典策，武则禁暴戢兵、安人和众，此南面之宏图也。

至于鼓瑟吹箫、和声度曲，斯乃伶官之职，岂天子之所务乎？[196]

人的才华是多种多样的，对于不同身份的人来说，亦要求具备与之相适应的才华。

作为一个君主，其才能应反映在“经天纬地”

、“禁暴戢兵”

方面，否则将与身份不相吻合。

这是提出了怎样看待“人君之才”

的标准。

在讲到“人君之德”

时，虞世南极力称赞刘备，说：“刘公待刘璋以宾礼，委诸葛而不疑，人君之德于斯为美。”

[197]他把尚礼和诚信看作是“人君之德”

的两个重要方面，这无疑是从儒家传统观念着眼的，但这两条对于当时的李世民和后来的贞观之治，特别对于维系唐太宗统治集团的稳定，或许不无关系。

第二，分别肯定一些君主的历史作用。

虞世南对历史上一些君主的评价，往往反映出他的卓越史识。

他对魏孝文帝和宋高祖的评价，就是很典型的例证。

下面是关于宋高祖刘裕之评价问题的问答：

公子曰：宋高祖诛灭桓玄，再兴晋室，方于前代，孰可比伦？

先生曰：梁代裴子野，时以为有良史之才，比宋祖于魏武、晋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