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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君主论的发展（第4页）

胡亥才不如秦政，赵高智不及李斯，以暗主而御奸臣，遵始皇贪暴之迹，三载而亡，已为晚矣！

[200]

这里着重批评了秦始皇一味任用“威力”

的政策，殊不知在“守成”

时亦需要以仁义相辅；而这种政策作为贻训，又影响到秦二世的统治。

联想到贞观初年，唐太宗君臣讨论“教化”

问题，魏徵力主教化，而封德彝则提出“秦任法律，汉杂霸道”

的先例，以致引起一场争论[201]；以及唐太宗君臣探讨“草创与守成孰难”

的问题，引起热烈的争论[202]，可以看出虞世南的上述评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

他评论的是历史，但却包含着对于未来的某种预见。

在总结历代皇朝成败得失的时候，虞世南还能够指出那些获得巨大成功的君主的失误处，绝不因其功业之大而讳言其短。

他论汉高祖刘邦是这样说的：

公子曰：汉高拨乱反正，为一代英主，可谓尽善者乎？

先生曰：汉祖起自卑微，提三尺剑以取天下，实有英雄之度量焉！

故班氏《王命论》云……加之以信诚好谋，达于礼爱，见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从谏如顺流，趋时如响赴，此其所以得天下也。

然知吕后之耶（邪）辟而不能正，爱赵王如意而不能全，身没之后，几亡社稷。

若无刘章、周勃，吕氏几代汉矣。

此之为过，甚于日月之食，岂尽善之谓乎！

[203]

作者充分肯定了刘邦在政治上的谋略和成功，但也批评了他在对待吕后的“邪辟”

上的迁就和无力，以致弄到“几亡社稷”

的地步，这是重大的过失，怎么能说他是尽善尽美的人呢！

可见在作者看来，所谓明者可为规范、昏者可为鉴戒，二者也不是截然分开的。

这里面包含着作者在评论历代帝王时的朴素辩证观点。

第四，重人事而斥天命。

中国古代史学家在论述历史事件或评价历史人物时，常常摆脱不了“天命”

的束缚，这种束缚的程度，自然因人而异。

不过，也确有少数史学家是不大相信“天命”

的，甚至对“天命”

进行指斥。

从总的倾向来看，《帝王略论》属于后一种情形。

它关于宋文帝的评价，是涉及对于“天命”

的态度的：

公子曰：宋文宽明之君，享国长久，弑逆之祸，为何所由？善而无报，岂非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