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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民族论及朴素的历史进化思想的发展（第3页）

说的。

在杜佑看来，类似的事例，还可以举出不少，这里只是“聊陈一二”

而已。

总之，杜佑是用事实证明“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

；也就是说，现今的中华文明是从古代的不文明发展而来的。

他的朴素历史进化观点，在这里表现得十分鲜明。

“中华”

为什么能够革除“鄙风弊俗”

，不断从不文明走向文明呢？杜佑认为，这主要是地理环境的影响。

“华夏居中土，生物受气正”

，所以不断诞生出“圣贤”

，“圣贤”

们不断创制、实行“法教”

，“随时拯弊，因物利用”

，于是便逐渐变得文明起来了。

与此不同的是，“夷狄”

所处，“其地偏，其气梗，不生圣哲，莫革旧风”

，因而至今保存着古老的陋习，显示出了同“华夏”

的区别。

杜佑用地理条件的不同来说明“华夏”

与“夷狄”

在文明进程上的差别的原因，是唯物的、进步的理论。

当然，造成“华夏”

、“夷狄”

文明程度的差别的原因，不只是地理条件方面的，更不能看作是有没有“圣贤”

、“圣哲”

所致，但杜佑能够从客观上探讨这个问题，提出独立的见解，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极其难得的。

如前所述，杜佑在民族问题上反映出来的朴素历史进化观，使他对于民族问题有一种朴素的民族平等认识。

他强调“古之人质朴，中华与夷狄同”

的观念。

此外，杜佑所认为的历史的进步，隐约含有一个发展过程，这从他说的“继生圣哲，渐革鄙风”

可以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