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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对修史制度的审视（第2页）

于是他举出10个例子，以“讦其疑事”

，并得出结论说：远古之书，“其所录也，略举纲维，务存褒讳，寻其终始，隐没者多”

，“其妄甚矣”

[239]。

他特别指出孔子所作的《春秋》，“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其间切磋酬对，颇亦互闻得失”

。

于是他举出“未谕”

者12例、“虚美”

者5例，其中“非所讳而仍讳，谓当耻而无耻，求之折衷，未见其宜”

者有之，“国家事无大小，苟涉嫌疑，动称耻讳，厚诬来世”

者有之，“一褒一贬，时有弛张；或沿或革，曾无定体”

者有之，“真伪莫分，是非相乱”

者有之。

而太史公、左丘明、孟子、班固等皆对《春秋》有“虚美”

之词，这是“既欲神其事，故谈过其实”

[240]。

刘知幾的批判精神，不论对现实方面，还是对传统方面，都只是停留在就事论事的水平上，还远不是理论的批判，因而带有明显的局限性。

再说，他的这种批判，就其本质来说，跟儒家的经典和圣人亦无根本相悖之处。

但是，这种批判精神却显示了一个严肃的史学家的本色。

他明确申言，他是受了王充《论衡·问孔》篇的影响，目的在于“广彼旧疑，增其新觉”

。

这在当时，是需要有相当的勇气的。

刘知幾对史学和史学活动的反省，不是孤立的历史现象。

他的《史通》撰成后，友人徐坚读之，表示深深的赞同，认为：“居史职者，宜置此书于座右。”

[241]除徐坚外，刘知幾在学术上的同好，还有朱敬则、刘允济、薛谦光、元行冲、吴兢、裴怀古等。

这个反省对当时和后世史学的影响，都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