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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史学批评的理论价值与社会意义（第3页）

（按十年为一纪）的“天数”

难逃，以及“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

的“天人感应”

论。

这在《国语》宣扬“天人相合”

的观点中是很典型的一段文字。

柳宗元在《非国语·三川震》中批判了伯阳父的这些说法，认为：

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阴与阳者，气而游乎其间者也。

自动自休，自峙自流，是恶乎与我谋？自斗自竭，自崩自缺，是恶乎为我设？彼固有所逼引而认之者，不塞则惑。

这就是说，自然界的运动、变化都是出自其内在的原因，既不是为人们做打算的，也不是为人们所安排的；自然界自身就存在着互相排斥和互相吸引的现象，而把这看作是与国家兴亡有关的征兆，那是太可笑了。

柳宗元进而质问说：所谓“天之所弃，不过其纪”

，那岂非更加荒谬！

柳宗元不仅肯定“天地”

为物质的自然存在，而且在自然运动问题上提出了“自”

的观点，即自然自己运动的观点。

柳宗元的这种自然自己的运动观，更含有朴素辩证法因素。

在自然界运动的根源问题上，他继承并发展了王充的传统，肯定无穷的阴阳二气在宇宙间不断运动，必然呈现出各种形态（如“动”

与“休”

、“峙”

与“流”

等），它们并不受任何意志力的支配，而是“自动自休，自峙自流”

、“自斗自竭，自崩自缺”

，这八个“自”

的四对命题是超越前人的理论。

[248]从历史理论的发展上来评价它，这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天人之际”

的问题，首先要辨明“天”

是什么？是神，还是物？是有意志的，还是没有意志的？第二，是“天人相合”

（“天人感应”

），还是“天人相分”

？第三，“人事”

（社会、历史）变化的原因是什么（是“天”

？是“圣人之意”

？是“生人之意”

？是“势”

）？仅仅回答了这三个问题，关于“天人之际”

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即“天”

作为自然界，其运动的根源何在？柳宗元关于自然自己运动的观点，正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这样，他就把司马迁提出“究天人之际”

以来有关这方面的认识，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当人们不仅在对历史的认识中驱逐了“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