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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边疆史地研究的兴起（第1页）

第二节边疆史地研究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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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穆的《蒙古游牧记》

清代前期的史家，在历史地理之学的撰述方面有很大的成就，《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读史方舆纪要》等是最有代表性的几部。

它们反映了当时史学之经世致用的学风。

鸦片战争前后，史学的经世致用之风再次炽热起来，而且带有民族危机的时代紧迫感。

清代后期的边疆史地研究的兴起，是一个突出的反映。

早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龚自珍已着手对西北史地的研究，并把这种研究同时务密切联系起来。

他以两年的时间，撰成《西域置行省议》一文（见《定庵文集》），率先提出在新疆设置行省的必要性，筹划、建议极为详尽、具体。

他最后写道：他的各项建议，“现在所费极厚，所建极繁，所更张极大，所收之效在二十年以后，利且万倍。

夫二十年，非朝廷必不肯待之事，又非四海臣民望治者不及待之事，然则一损一益之道，一出一入之政，国运盛益盛，国基固益固，民生风俗厚益厚，官事办益办，必由是也，无其次也”

。

这些话，反映了他对于边疆事务的重视和远见。

鸦片战争之后，研究边疆史地者多了起来，其中以张穆、何秋涛、姚莹最为知名。

《蒙古游牧记》是张穆的代表性著作。

他撰写此书的动因，是考虑到清朝建立以来，“内地各行省府厅州县皆有志乘，所以辨方纪事，考古镜今”

，而蒙古地区则无志乘专书；官修《大清一统志》、《清会典》虽有所涉及，“而卷帙重大，流传匪易，学古之士尚多懵其方隅，疲于考索。

此穆《蒙古游牧记》所为作也”

[6]。

为了“辨方纪事，考古镜今”

，他决意填补这一清代志乘撰述上的空白。

张穆撰《蒙古游牧记》还有一个直接的诱因，即他应祁寯藻的邀请，校核其父祁韵士遗著《藩部要略》一书。

《藩部要略》是记载蒙古王公贵族世系、事迹的编年体史书。

张穆认为：“其书详于事实，而略于方域。”

[7]他曾对祁寯藻明确表示：“今《要略》编年书也，穆请为地志以错综而发明之。”

张穆的计划，得到了祁寯藻的支持，卒能“俾就其事”

[8]。

张穆的初衷，是使这两部书“相辅而行”

，但他的成就却超出了他的预想。

张穆从道光十七年（1837）前后开始撰写此书，至道光二十六年（1846），他“致力十年，稿草屡易”

，写出了《蒙古游牧记》16卷。

其中前12卷已经定稿，“末四卷尚未排比”

，而他在3年后不幸病逝。

后经何秋涛以10年之功，补辑了后4卷，校阅了全书，于咸丰九年（1859）由祁寯藻资助刊刻行世。

《蒙古游牧记》以方域为骨骼，以史事为血肉，记述了内外蒙古自古代迄于清代道光年间的地理沿革和重大史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