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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王韬的多种撰述（第2页）

此外，作者尤其强调了这样的见解：“方今泰西诸国，智术日开，穷理尽性，务以富强其国；而我民人固陋自安，曾不知天壤间有瑰伟绝特之事，则人何以自奋，国何以自立哉！”

又说：“欧罗巴列邦于明万历年间已来中国，立埠通商，聚居濠镜。

逮《明史》作传，犹不能明法兰西之所在，几视与东南洋诸岛国等，是其于艾儒略所著之《职方外纪》尚未寓目，况其他哉？宜其为远人所致诮也。”

作者从欧洲各国的历史和现状，提出了中国人了解世界、认识世界的紧迫性，“固陋自安”

则人无以自奋、国无以自立。

他联想到清修《明史》时，人们还说不清楚法兰西位于何处，不禁感慨万千。

这是王韬撰写《法国志略》的更深层的原因。

《法国志略》突出地反映出作者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态度。

作者在卷五《波旁氏纪》文末以“逸史氏王韬”

名义发表议论，指出法国国王之所以祸国、亡身者，“顾迹其祸之由来，不能和众而得民心，自恃居民之上，而好恶不与民同，怨之所及，足以亡身。

故厉王监谤，卒流于彘。

法之失政，履霜坚冰，非一朝夕矣，路易至是，遂受其殃。

法人弑王，而叛党旋覆；英人弑王，而高门士亦随灭。

不独天道好还，而亦可以观世变矣。

然则为人君者，其可逞欲而妄为哉！”

这些见解并不都是正确的，但他对君主专制是持否定态度。

这从作者在本卷中对路易十四的专横、路易十五的奢**的记载中看得很清楚。

作者对“路易十六新政”

表示赞赏，说他“大矫旧政之弊”

；而对路易十六之“从容就死”

，深致同情。

这又表明作者是称道君主立宪而不赞成法国大革命的暴力行动。

作者向往君主立宪制度，还表现在他对拿破仑第一和拿破仑第三的评价上。

他引用日人野口之布的话说：“古今英雄规模宏远者，往往不留心于细务，独仑帝攻略之暇，用心吏治，定五法、创诸学，精到周详，各国奉为模范。

仑帝洵高出他英雄上哉。

千百世下，犹令人闻风兴起焉。”

[27]作者以极大的兴致记述了拿破仑第三之被“公举为总统”

和“终升帝位”

，记述了他的种种作为，对他在“普法交兵”

中遭致失败颇致惋惜之情，并历数他的许多“政绩”

，说是“其所措施，裨益于人世者，不暇枚举”

（均见卷七）。

作者在《凡例》第9条中指出：“法兰西素以文明称，制度文物之备，宫室衣食之美，诸国莫能及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