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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以外的世界和世界范围内的中国（第2页）

的活动，以至于传教士“皆与大吏分庭抗礼”

[54]。

而在通商活动中，西方国家亦往往提出非分之要求，以至于动辄“连兵”

入侵，以武力相威胁，以达到它们的通商中所不能达到的目的。

尽管夏燮还不可能认识到这正是近代资本主义野蛮掠夺的强盗行径，但他客观上已从世界范围内揭露出这种野蛮掠夺的事实。

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夏燮驳斥了所谓“中西之衅，自烧烟启之”

的论调，指出：“今载考前后，乃知衅端之原于互市，而非起于鸦片也。

夫互市者，实中西交争之利，而关胥牙侩必欲专之，外洋因利而得害，乃思以害贻中国，而阴收其利。”

从“互市”

即通商来揭示“中西之衅”

即鸦片战争的深层原因，确是夏燮的卓见。

“外洋”

为了逐利而采用非法手段也是势在必然。

正如他在另一处所说：“即使鸦片不入中国，亦未能保外洋之终于安靖而隐忍也。

且鸦片之来，亦为货物之亏折起见耳。

货物不得其利，乃思取违禁之物以补偿之。”

[55]夏燮一方面看到“外洋”

之来中国通商，绝不会安分的，目的是为了“利”

，这是完全正确的；但他认为“外洋”

以走私鸦片求得“补偿”

似是不得已而为之，这就不对了。

英国鸦片贸易史的本质，是不择手段地对印度、中国等亚洲国家进行掠夺；“补偿”

一说，不免失于幼稚。

这里所要肯定的，是夏燮从中西通商、“夷人唯利是趋”

的世界眼光来阐明鸦片战争爆发的必然性，显示出他对“外洋”

的深刻认识。

其三，注意到从复杂的国际关系来分析列强对中国侵略的一致性。

夏燮在《四国合纵》篇中，先是一一阐述了“英法和战之始末”

、“英弥（美）和战之始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