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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 梁启超和章太炎的史学（第3页）

呢？梁启超是看到了这个区别的，他阐释说：“进化之义即定矣，虽然，进化之大理，不独人类为然，即动植物乃至无机世界，亦常有进化者存，而通行历史［撰述］[59]所纪述常限于人类者，则何以故？此不徒吾人之自私其类而已。

人也者，进化之极则也，其变化千形万状而不穷者也。”

这里明确指出了人类进化在事物进化中是最复杂的。

因此，他进而认为，历史研究有“广义”

和“狭义”

之分；“言历史之广义，则非包万有而并载之不能完成；至语其狭义，则惟以人类为之界”

。

通常的历史撰述，“常限于人类者”

，正着眼于狭义的历史。

诚然，这种划分在理论上是有意义的。

作者的论述并未就此结束，他继续写道：“虽然，历史［撰述］之范围可限于人类，而人类之事实不能尽纳诸历史［撰述］。”

在作者看来，并非人类中的任何事物都可以反映进化法则的，“故欲求进化之迹，必于人群”

，“盖人类进化云者，一群之进也，非一人之进也”

。

具体说来，后人之所以能够胜过前人，都是“食群之福，享群之利，藉群力之相接、相较、相争、相师、相摩、相**、相维、相系、相传、相嬗，而智慧进焉，而才力进焉，而道德进焉。

进也者，人格之群，非寻常之个人也”

。

通观梁启超所论，一是强调人类群体在历史进化中的作用，二是这种作用在横向上表现为相较、相争、相**、相维，在纵向上表现为相系、相传、相嬗等许多方面；概而言之，即人群的横向联系和纵向联系集中反映了“进化之迹”

，它分别表现在智慧、才力、道德等方面。

他的结论是：“历史［撰述］所最当注意者，惟人群之事，苟其事不关系人群者，虽奇言异行，而必不足入历史［撰述］之范围也。”

从历史观的发展来看，从尊天命到重人事，是一大进步；从重视个人的作用到重视人群的作用，又是一大进步。

但梁启超讲“人群进化之现象”

，几乎没有触及“人群”

的物质生产活动同“进化”

的关系，这是他的局限性。

关于历史哲学和史学的社会作用。

作者指出：“历史［撰述］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

这里说的“公理公例”

，就是他说的历史哲学。

作者认为：史学（即关于历史的研究和撰述）是由“客体”

和“主体”

结合而成的。

所谓客体，“则过去、现在之事实是也”

；所谓主体，“则作史、读史者心识中所怀之哲理是也”

。

他进而阐述道：历史研究和撰述，“有客观而无主观，则其史有魄无魂，谓之非史焉可也（偏于主观而略于客观者，则虽有佳书亦不过为一家言，不得谓之为史）。

是故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于是有所谓历史哲学者出焉。

历史［撰述］与历史哲学虽殊科，要之，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有断然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