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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 近百年来中国史学发展的启示（第2页）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认识。

第二个问题：近百年来中国史学最突出的成就是什么？一言以蔽之，近百年来中国史学最突出的成就是关于中国通史的研究、认识和编撰。

从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一文，提出撰写中国通史的设想，到1999年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12卷22册，约1200万字）全部出版，百年当中，中国史学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其间，章太炎、夏曾佑、陈黻宸、王桐龄、吕思勉、邓之诚、缪凤林、钱穆、周谷城、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郭沫若、尚钺、张舜徽、蔡美彪等以及其他许多史学家，都为此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他们的著作，在历史观、方法论和表现形式上，不尽相同，甚至多有歧异，因此在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上亦自有差别。

但是，这些著作在探索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揭示中华文明的世界意义方面，的确反映了近百年来中国史家所走过的艰难而光荣的历程。

梁启超认为：“专门史多数成立，则普遍史较易致力，斯固然矣。

虽然，普遍史并非由专门史丛集而成。

作普遍史者须别具一种通识，超出各专门事项之外而贯穴乎其间。”

[58]范文澜更是深感撰写通史的艰难，他指出：“局部性的研究愈益深入，综合性的通史也就愈有完好的可能。

以局部性的深入来帮助综合性的提高，以综合性的提高来催促局部性的再深入，如此反复多次，庶几写出好的中国通史来。”

[59]这些话，既说明了专史、断代史同通史的关系，也说明了通史所具有的特殊重要性。

1999年4月25日，江泽民同志致信白寿彝，祝贺多卷本《中国通史》出版。

他在信中指出：“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全民族的共同财富。

全党全社会都应该重视对中国历史的学习，特别是要在青少年中普及中国历史的基本知识，以使他们学习掌握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牢固树立爱国主义精神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激励他们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奉献力量。

我一直强调，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注重学习中国历史，高级干部尤其要带头这样做。

领导干部应该读一读中国通史。

这对于大家弄清楚我国历史的基本脉络和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奋发图强的精神，增强唯物史观，丰富治国经验，都是很有好处的。”

[60]这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当前中国历史发展的背景，阐说了中国通史的重要性。

要之，从总的估量来看，近百年来中国史学在其分支学科的许多领域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其中有些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

然而，我们还是应该看到，中国通史的研究和撰述，更能全面地阐明中国历史的进程、特点和规律，更能揭示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及世界意义，更能增强中国各族人民的民族自豪感、民族凝聚力和对创造美好的历史前途的信心。

因此，对于这一成就，我们应做充分的估计。

第三个问题：近百年来中国史学发展中最重要的经验是什么？对此，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见解，这是自然的。

这里我们所要强调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不应被忽略的，即史学是文明时代的产物，而关注社会历史的发展自亦是其本质属性之一。

近百年来的中国史学，不论何种思潮，在关注社会历史发展方面，多有相通之处。

新中国成立前，反侵略、反压迫、爱国自强，是中国史学时代精神的突出反映。

新中国成立后，研究和撰写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维护国家统一，增强民族团结，继承优秀历史文化遗产，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史学家们的共同目标。

这是一个基本事实，也是一条宝贵经验。

一位美国历史学家说过：“和社会生活毫无关系的学问，简直和任何其他形式的自我享乐一样，无权要求得到社会的支持。”

[61]史学应关注社会生活、社会公众、历史前途，只是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对此，我们似不应有什么误解和迟疑，而是增强自信，使史学事业成为关注社会的事业，同时，也使它成为社会关注的事业。

第四个问题：近百年来中国史学在发展中最深刻的教训是什么？史学是一种事业，一种崇高而神圣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