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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是社会联系的主体真正的社会与异化的社会（第3页）

正是对私有财产特殊的占有，使人们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起来。

每个人正是通过放弃自己的特殊占有物，才能取得别人的特殊占有物，这样使两个私有者发生联系的不是人自身，而是物的特殊性质，是他们各自拥有的私有财产；在确认私有权的同时，彼此转让自己的私有财产的一部分。

因此在这种社会里，两个私有者的社会的联系或社会的关系，“表现为私有财产的相互外化”

。

通过外化的私有财产，人们彼此占有的不再是自己劳动的产品，而是别人的产品；各人的劳动产品与自己相脱离，而成为别人的占有物；而且彼此都把对方看成另一种私有财产的代表。

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的异化形式。

马克思把异化的社会同他所设想的真正的社会对立起来，并在《摘要》中对异化社会的特点作了一个总结性的哲学概括：“人自身异化了以及这个异化的人的社会是一幅描绘他的现实的社会联系，描绘他的真正的类生活的讽刺画；他的活动由此而表现为苦难，他个人的创造物表现为异己的力量，他的财富表现为他的贫穷，把他同别人结合起来的本质的联系表现为非本质的联系，相反，他同别人的分离表现为他的真正的存在；他的生命表现为他的生命的牺牲，他的本质的现实化表现为他的生命的失去现实性，他的生产表现为他的非存在的生产，他支配物的权力表现为物支配他的权力，而他本身，即他的创造物的主人，则表现为这个创造物的奴隶。”

[21]

马克思之所以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因为他认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肯定异化社会，把这一切都视为正常的现象。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以交换和贸易的形式来探讨人们的社会联系和人的类生活。

在他们看来，人天生是私有者，社会从来就是商业社会。

例如，特拉西认为，“社会是一系列的相互交换”

，亚当·斯密则认为，“社会是一个商业社会。

它的每一个成员都是商人”

。

所以马克思批评他们把人同人的关系变为私有者同私有者的关系，并以此为出发点，“把社会交往的异化形式作为本质的和最初的形式、作为同人的本性相适应的形式”

[22]。

如果说，异化的社会是与人的本质相背离的社会，那真正的社会则是与人的本质相符合的社会，是人承认自己是人，并按照人的样子组织起来的社会。

在这种社会里，人作为社会存在物的本性得到了高度的实现。

他们之间的联系，不再采取货币、交换、贸易的异化形式；他们彼此的产品，不再是支配自己和支配对方的权力，不再是等价物的代表，而是满足作为人的人的需要。

人的本质成为彼此为对方进行生产的纽带。

“人的语言”

代替了“物的价值的异化语言”

。

正如同对异化社会的论述一样，马克思在《摘要》中对真正的社会也从哲学角度作了一个概括。

他说：“假定我们作为人进行生产。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生产过程中就双重地肯定了自己和另一个人：（1）我在我的生产中物化了我的个性和我的个性的特点，因此我既在活动时享受了个人的生命表现，又在对产品的直观中由于认识到我的个性是物质的、可以直观地感知的因而是毫无疑问的权力而感受到个人的乐趣。

（2）在你享受或使用我的产品时，我直接享受到的是：既意识到我的劳动满足了人的需要，从而物化了人的本质，又创造了与另一个人的本质的需要相符合的物品。

（3）对你来说，我是你与类之间的中介人，你自己意识到和感觉到我是你自己本质的补充，是你自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而我认识到我自己被你的思想和你的爱所证实。

（4）在我个人的生命表现中，我直接创造了你的生命表现，因而在我个人的活动中，我直接证实和实现了我的真正的本质，即我的人的本质，我的社会的本质。”

[23]

马克思关于真正社会和异化社会的论述，包含许多深刻的思想，例如关于异化是暂时的、历史性的观点，关于在私有制下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以及在真正社会中生产的目的是满足需要，等等，实际上是以还不明确、清晰的哲学术语表达了他对两种社会制度——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对立的天才猜测。

但是从论证的根据和方法来看，那还不是完全科学的，明显地带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印记。

马克思当时还不知道，不是人的本质物化为社会关系，而是人的社会关系形成人的本质。

被看成是与人的本质相异化或相一致的社会关系，对每个时代的生产力而言，各有其产生和存在的合理根据。

以人的本质为尺度来划分异化社会和真正社会，并不能科学地解释社会，而容易流为道义上的谴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