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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史和人性历史评价的尺度（第3页）

他明确宣称：“竞赛不是别的，就是竞争。”

[25]

蒲鲁东没有否定竞争的积极作用，并且预言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竞争，这是富有启发性的。

但他把竞争机械地划分为好坏两个方面，力图消除竞争坏的方面，保留好的方面，这种观点是形而上学的。

特别是蒲鲁东不把竞争看成商品生产特有的经济现象，而是把它看成永恒的范畴，力图从人的永恒不变的本性中寻找竞争的根源。

他说：竞争是“社会经济的原理、命运的法规、人类灵魂的要求”

，“人生是一场持久不息的战争，对需要品的战争，对自然的战争，对同类的战争，因而也是对自己的战争”

[26]。

蒲鲁东用这种观点来解释反对中世纪的同业公会、行会和商会，反对各种封建特权，提倡自由竞争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

这种把竞争归结为“人类灵魂”

的内在要求的观点，是一种抽象的人性论。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驳斥了蒲鲁东对竞争的看法。

他说：“蒲鲁东先生不懂得，竞争的形成同18世纪人们的现实发展有联系，他把竞争变成inpartibusinfidelium[在真正现实以外的]人类灵魂的某种必然要求。”

[27]特别是马克思反驳蒲鲁东颠倒历史和人性，把竞争看成人的永恒不变的本性的观点，提出了“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

[28]的著名论断。

竞争不是根源于人的利己主义本性，而是商品经济所固有的经济现象。

这个秘密，只有在商品生产发展到它的最高阶段——囊括一切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才最终暴露出来了。

在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中，竞争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它与人的个性无关。

无论是道德高尚还是卑劣，善良还是心狠手辣，贪婪还是慷慨；也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还是饱经风霜的老者，只要不是自甘破产，在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中必然要进行竞争。

这是资本增值的要求。

毫无疑问，从主体来考察，资本主义竞争必然通过对私人利益的自我意识，它表现为贪婪、贪欲、对利润的追求，一句话，表现为极端的利己主义，即蒲鲁东所说的“人类灵魂”

的内在要求。

实际上这种所谓人性是历史的折光，正如铸币是在模子中被浇灌出来的一样。

因此，在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中虽然存在竞争，但在主体意识中不再表现为贪欲、贪婪和极端的利己主义，而是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自我意识，即对社会主义经济效益和整体利益的自觉追求，而直接经营者的局部和个人利益，归根结底包含在集体利益之中。

这不是人性的转变而是历史的转变，是生产关系变化的结果。

马克思还批判了蒲鲁东以抽象的平等观念作为衡量历史尺度的唯心主义观点。

从认识的主体来说，衡量事物必须有一个尺度，对历史的评价也是这样。

但对历史的评价不能是一个单纯的价值尺度，即客观历史现象对于认识主体（阶级和个人）的利益和需要符合的程度，而最根本的是历史规律自身。

因此历史评价的尺度，从根本上说是对历史的看法，即突出地表现了历史观的性质。

作为小资产阶级思想代表的蒲鲁东是矛盾的化身，在历史观中也是如此。

他极力反对用抽象的道德观点来评价经济关系，反对在“各种经济问题里不断渗入博爱、慈善、牺牲精神”

，他把友爱、慈善、牺牲精神斥为“神秘主义”

[29]，但他实际上并没有跳出唯心史观的圈子。

他说：“社会的秩序是建立在严正的公平上面，绝不是建立在四海一家、舍己为人、爱人如己的天国情感上面，今天有不少可敬的社会主义者殚精竭虑要在人民中间掀起这一类情感。”

[30]用公平、正义来取代爱人如己、舍己为人，正如把公尺换成英寸一样，丝毫不改变问题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