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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848年革命和抽象人道主义原则的破灭（第4页）

他们为各阶级“制造”

理论、观点、意识形态，使反映特定阶级的心理、情绪、需求系统化，理论化。

使它成为某个阶级代表的不是他原来的阶级出身，而是它的产品——精神产品，是它的精神产品中所反映的实际阶级利益和要求。

马克思在分析1848年法国革命中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时特别论述了这一点。

他说：“不应该认为，所有的民主派代表人物都是小店主或崇拜小店主的人。

按照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个人的地位来说，他们可能和小店主相隔天壤。

使他们成为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是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也就是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

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代表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

[8]

某个阶级的社会意识形态的作用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它所依存的阶级的物质利益和地位的变化，它的作用是不同的，有不同的社会功能。

在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自由、平等、博爱是革命的旗帜、进步的旗帜。

尽管以抽象普遍形态出现的人道主义原则，仍然是虚幻的，但它的社会功能是革命的。

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被压迫的劳动者的利益、愿望和要求，动员他们起来同封建制度斗争。

而在1848年革命中，它起到钝化和掩盖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的作用，或者像马克思所说的“把无产阶级的狮子催眠入睡”

[9]的作用。

意识形态功能的这种变化，反映的是阶级关系和矛盾的变化。

更为深刻的是，马克思敏锐地看到，并不是自由、平等、博爱、人道的原则背叛了资产阶级，而是胜利了的资产阶级背叛了自己最初的理想。

当他们能继续使用“人道”

为借口，能利用抽象的自由、平等、博爱来维护自己的利益时，他们不会放弃这些口号[10]：一旦他们感到这些威胁到他们的利益时，他们就会断然摒弃它。

正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正确地了解到，它为反对封建制度而锻造出来的各种武器都倒过来朝向它自己了，它所创造的一切教育手段都转过来反对它自己的文明了，它创造的所有的神都离弃了它。”

[11]对资产阶级来说，一切侵犯和不利于它的统治的东西都是坏的，“不管它是在为人类的痛苦感伤地哭泣，不管它是在宣扬基督的千年王国和博爱，也不管它是在用人道主义态度漫谈精神、教育和自由，或是在空泛地臆造一切阶级的协调和幸福的制度”

[12]。

由此可见，对抽象人道主义原则社会功能的分析，还必须区分的是资产阶级及其政客们的蓄意欺骗或斗争策略，还是没有摆脱唯心主义历史观的进步人士对资本主义不人道制度的抗议。

1848年的革命经验和教训表明，无产阶级需要有自己的意识形态。

它不仅要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而且要科学地反映客观历史进程。

如果说资产阶级革命可以穿着罗马人的服装上演革命的戏剧，无产阶级则不能，它要弄清楚自己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地位和使命。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19世纪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

它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事物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己的任务的。

从前的革命需要回忆过去的世界历史事件，为的是向自己隐瞒自己的内容。

19世纪的革命一定要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为的是自己能弄清自己的内容。

从前是辞藻胜于内容，现在是内容胜于辞藻。”

[13]无产阶级肯定人类的一切优秀文化遗产，包括资产阶级取得的一切成就，但它坚决打破僵化的、陈旧的历史传统的枷锁；它经常回顾以往的历史足迹，但把目光朝向未来；它不托古改制，而是坚定地双足站在现实的基础上。

这就是无产阶级，这就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