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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形态和人（第2页）

[20]。

如果说，最初人表现为种属群、部落群、群居动物，由血缘关系为纽带而集合的共同体，那么随着生产和交换的发展，它使群的存在成为不必要，并使之解体，出现了人的孤立化的现象。

过去，血缘关系使个人成为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而后来，摆脱了自然联系的个人，仿佛成了彼此孤立的社会“原子”

。

其实，这种孤立的个人并不是历史的起点，而是历史的结果。

它是旧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共同点破灭的产物。

到了18世纪，这种孤立的个人观点发展到高峰。

其实，“产生这种孤立个人的观点的时代，正是具有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的时代”

[21]。

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更加强化了人与人的联系。

一个人的需要可以而且必须用另一个人的产品来满足，反过来也是一样。

尽管他们彼此毫不相识，漠不关心，甚至在观念上彼此敌视，但在生产上和需要上的差别，使得他们必然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

不过这种联系客体化在商品和货币之中，因而人与人的关系以物为中介，被物的关系掩盖着。

实际上，“物的依赖关系无非是与外表上独立的个人相对立的独立的社会关系，也就是与这些个人本身相对立而独立化的、他们互相间的生产关系”

[22]。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所出现的独立个人，是挣脱了以血缘为纽带的共同体，摆脱了人身依附、人身束缚的狭隘关系的表现，但它仍然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

资本主义制度呈现如下矛盾：一方面，人们之间的联系比历史上任何社会都更加紧密；另一方面，人们在观念上、在情感上又彼此隔膜、疏远、孤立。

这种状况当然不是由于人性的变化，而是根源于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私有性之间的矛盾，即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

正因为马克思把人放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之中，从社会的角度来分析人，因此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人的考察紧紧抓住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他说：“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

不过这里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

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

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

[23]在谈到资本家和工人的区分时，马克思强调：“这种生产方式的主要当事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本身不过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体现者，人格化，是由社会生产过程加在个人身上的一定的社会性质，是这些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物。”

[24]

马克思的上述论断，包含着非常丰富的思想。

第一，人是一定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

这里当然指的是阶级社会。

在这种社会里，个人是一定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他们各有自己的阶级隶属和特殊利益。

他们之间最本质的关系是阶级关系。

某一阶级的个人，可以从一个阶级转到另一个阶级（如个别工人上升为资本家，资本家破产而沦为工人，从而改变了自己的阶级地位和利益），但阶级的区分并不会因个别成员的流动而自我消灭。

阶级结构是相对稳定的。

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某种特定类型的生产关系，必然有与其相适应的基本阶级结构，以及与一定的阶级划分相结合的个人。

个人属于一定阶级，是阶级社会无可否认的客观事实。

没有任何阶级归属、没有任何特殊利益，游离阶级之外的“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