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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章 大学逃难（第1页）

第三十章大学逃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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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战争爆发以后，原来集中在沿海省份的大学纷纷迁往内地，除了我前面提到过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之外，接近战区以及可能受战争影响的高等学府都逐渐向内地迁移，到抗战快结束时，在内地重建的大学和独立学院，数目当在二十左右，学生总数约一万六千人。

这些学府四散在内地各省。

有的借用庙宇祠堂，有的则借用当地学校的一部分校舍上课。

公共建筑找不到时，有的学校就租用私人宅院，也有些学校临时搭了茅棚土屋。

所有学校都已尽可能带出来一部分图书仪器，数目当然很有限，然而就是这一点点简陋的设备也经常受到敌机故意而无情的轰炸。

许多学生是从沦陷区来的，父母对他们的接济自然断绝了；有些学生甚至与战区里的家庭完全音信不通。

有些在沦陷区的家长，虽然明知子弟在内地读书，遇到敌伪人员查问时，宁愿把儿子报成死亡，以免招致无谓的麻烦。

后来由政府拨了大笔经费来照顾这些无依无靠的学生。

因为日本侵略是从华北开始的，所以最先受到影响的大学自然是在平津区的学校。

平津区陷敌以后，许多教员和学生知道在侵略者的刺刀下绝无精神自由的希望，结果纷纷追随他们的学校向南或其他地方转进。

当时政府尚在南京，看到这种情形，便下令在后方成立两个联合大学，一个在长沙，另一个在西北的西安。

西北联大包含过去的两个国立大学和两个独立学院。

它后来从西安迁到汉中，因为校舍分散，结果多少又回复了原来各单位的传统。

战事蔓延其他各地以后，原来还能留在原地上课的大学也步我们的后尘内迁了。

结果国立中央大学从南京搬到战时首都重庆，浙江大学从杭州搬到贵州；中山大学从广州搬到云南。

我想详细地叙述一下长沙临时大学的情形，它是怎么联合起来的，后来又如何从长沙迁移到昆明。

这故事也许可以说明一般大学搬迁的情形。

我在前面已谈到，长沙临时大学是原在北平和天津的三所大学奉教育部之命联合而成的。

这三所大学就是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

三所大学的校长成立校务委员会，教职员全部转到临时大学。

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一日在长沙复课，注册学生有从原来三个大学来的约一千二百五十人，以及从其他大学转来的二百二十名借读生。

虽然设备简陋，学校大致还差强人意，师生精神极佳，图书馆图书虽然有限，阅览室却经常座无虚席。

但是民国二十七年初，也就是南京失陷以后，情形可不同了。

日本飞机把长沙作为轰炸目标之一。

在长沙久留是很危险的，结果临时大学在第一学期结束后，经政府核准于二十七年二月底向西南迁往昆明。

从长沙西迁昆明是分为两批进行的，一批包括三百名左右男生和少数教授，他们组织了一个徒步旅行团，从湖南长沙穿越多山的贵州省一直步行到云南的昆明，全程三千五百公里，约合一千一百六十哩，耗时两月零十天。

另外一批约有八百人，从长沙搭被炸得疮痍满目的粤汉路火车到广州，由广州坐船到香港，再由香港转到海防，然后又从海防搭镇越铁路到达昆明。

他们由火车转轮船，再由轮船转火车，全程约耗十至十四天，视候车候船的时日长短而有不同。

另有三百五十名以上的学生则留在长沙，参加了各种战时机构。

搬到昆明以后，“长沙临时大学”

即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简称“联大”

。

因为在昆明不能立即找到合适的房子容纳这许多新客，联大当局决定把文学院和法商学院设在云南第二大城蒙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