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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李可染在中国画现代变革中的贡献 兼谈写生对当下的意义（第1页）

谈谈李可染在中国画现代变革中的贡献——兼谈“写生”

对当下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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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虹霖　中国国家画院理论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李可染是真正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山水画领军人物。

他的一生经历了中国绘画在20世纪发展过程中的多个转型阶段。

他以过人的艺术胆魄、开放的心态，兼收并蓄，在赋予传统笔墨语言新的品质和意蕴的同时，保存并发扬了中国山水画的文化特质。

20世纪初期，随着西方文化和思潮的不断渗入与冲撞，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都出现了剧烈的动**。

受之影响，此前由于自身种种原因已渐露萎靡之态的中国传统文化出现巨大的危机。

中国传统绘画成为“封建老朽”

的同义语，山水画更是受到了强烈的冲击，根基几被动摇。

李可染的人生和艺术几乎与大半个20世纪的社会风云相吐纳。

其艺术生命的每一次搏动都与民族、时代的整体命运感召相关联。

李可染在与时代语境的不断对话中，针对传统山水画的现代变革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理论探索，并在保持与社会时代之间紧密对话关系的基础上，在相当程度上革新了中国画山水领域的表现内容与表现形式，以一种新的审美方式表达了现代人对于山水自然的观照与热爱，并以其丰富的艺术实践为山水画的现代发展提供了可行性的借鉴范本。

1950年2月，北京《人民美术》创刊号上发表了李可染一篇名为《谈中国画的改造》的文章，主动地、积极地、清醒地论述了中国画改造方方面面的问题。

其中谈道：“我认为改造中国画首要第一条，就是必须挖掘已经堵塞了六七百年的创作源泉。

什么是创作源泉？古人说是‘造化’，我们现在应当更进一步地说是‘生活’……必须以最大的努力根据新的生活内容，来创造群众需要的新的表现形式，创造新的民族作风。”

[1]为了创造出“新的表现形式”

和“新的民族作风”

，自20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李可染走出书斋、画室，切切实实地深入到生活中去，深入到真山真水中去，直接面对自然造化、现实生活和人民群众，不断地写生、提炼、创造。

对此，李可染曾自述道：“1954年起，我多次到大自然中观察写生，行程十数万里，使我认识到，传统必须接受生活检验决定其优劣取舍，而新的创造是作者在大自然中发现了前人没有发现的新的规律，通过思维、实践发展而产生新的艺术境界和表现形式。”

[2]

李可染通过写生挖掘创作源泉，通过写生使山水画推陈出新。

李可染对景写生，常常一坐就是几个小时。

他主张在写生观察景物时，要把前人得来的一套方法放下，摆脱既存的公式化的笔墨图式和套路，从对象中挖掘新的表现方法。

对此，郎绍君先生曾有十分细致的分析：“为了摆脱传统绘画千篇一律的老面孔，他在写生过程中尽可能避开前人常用的程式和符号（如某某皴法、点法等），而努力从对象的特征中寻求和创造新的画法。”

[3]李可染在写生作画时，很重视真实性、深入性以及具体性，不会为了既定的笔墨程式（皴法等）淡化、放弃对象的真实感，而是根据具体实体感受，转化为相接近的笔墨形态。

“写生时每笔都与对象紧密结合，都是自然本质美的提炼。”

[4]

需要注意的是，李可染的写生只是一种方法和手段，不是他作画的目的。

写生不是机械地照抄自然，不可完全做客观事物的奴隶。

李可染写生时，重视深入观察对象和自然，更主张体悟和把握事物的规律，发现更深层的内蕴。

同时，写生还要发展成创作。

李可染在其1959年的《山水画教学论语》中谈道：“风景写生也可以叫作‘对景创作’，对象只是创作资料，并非全部，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可以十分之七根据对象，十分之三根据画面本身需要。

脱离真实不对，完全依靠真实也不对，艺术应比真实更高、更集中、更概括。”

[5]“对大自然，首先应该是忠实她，但要补充她、美化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