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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第1页）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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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常用词是五万多，与之地位相当的《牛津简明英语词典》有条目24万；据说英语词汇已经接近一百万个，而老牌的或原生的汉字有八万多个。

普通人掌握三千汉字就可以混世界，要掌握英语，没有一万左右的词汇量几乎难以进行交流。

英语的霸气、丰富可见一斑，它对世界的形容、观察和表达确实要精细得多，它理所当然地成为今天的世界性语言，但是，我们从词语的膨胀殖民中可见，神圣的通天塔确实无人建造，人类正如流星在宇宙间漂移。

德尔斐的神谕说过，凡事勿过度。

我们文化的易象思维也认为，枝繁叶茂固然精彩，但若着相，就会忘记根本，离本根太远。

我们的汉语早就说过：“其出弥远，其知弥少。”

或者这正是汉语言文字的使命。

尽管它的活力不足，对人的救赎不足，对人类的责任义务承担得不够，但它仍有着最庞大规模的言说人口，尤其是它书契天地、伏藏天地精神，它有着以简驭繁的天才，它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

它是人类原生文字仍兴旺的“活化石”

，它需要英语等语种来校正，它需要世界知识来加持激活，它需要凤凰涅槃后的新生，需要从地方性知识中走出来，参与世界知识的演进。

公正地说，汉语的神圣性和力量并未失去，只是在代代传承中“花果飘零”

，在少数人那里生成，尚未成为更多人和现代大众皈依的天命，但这少数人的献祭足以使我们对汉语的未来怀抱信心。

以潘光旦先生为例，他身世坎坷，晚年又遇到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他自己总结命运，一生是四个S：surrender（投降）、submit（屈服）、survive（活命）、succumb（灭亡）。

他临死前想要一颗止痛片都不可能，在弟子费孝通的怀里死去，让费孝通哀叹“日夕旁伺，无力拯援，凄风惨雨，徒呼奈何”

。

但是，即使晚年命运如此悲惨，即使再也无望出版图书，他仍翻译了达尔文的巨著《人类的由来》，费孝通说自己的老师，“敝帚自珍，按他的习惯必定要亲自把全稿整整齐齐地用中国的传统款式分装成册，藏入一个红木的书匣里，搁在案头。

他养神的时候，就用手摸摸这个木匣，目半闭，洋洋自得，流露出一种知我者谁的神气。”

费孝通先生从老师身上看到中国人的志，人有志了就有了存在的意义，有了神圣性，再也不会为时代所夺，也不会只做时代的注脚，他们有归属，有着落。

我们中国文化提倡诗言志、文以载道。

什么是志？士心是也。

什么是士？推一合十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