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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先生与中国（第1页）

杜威先生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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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先生今天离开北京，起程归国了。

杜威先生于民国八年五月一日——“五四”

的前三天——到上海，在中国共住了两年零两月。

中国的地方他到过并且讲演过的，有奉天、直隶、山西、山东、江苏、江西、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广东十一省。

他在北京的五种长期讲演录已经过第十版了，其余各种小讲演录——如山西的，南京的，北京学术讲演会的，——几乎数也数不清楚了！

我们可以说，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的。

我们还可以说，在最近的将来几十年中，也未必有别个西洋学者在中国的影响可以比杜威先生还大的。

这句预言初听了似乎太武断了。

但是我们可以举两个理由：

第一，杜威先生最注重的是教育的革新，他在中国的讲演也要算教育的讲演为最多。

当这个教育破产的时代，他的学说自然没有实行的机会。

但他的种子确已散布不少了。

将来各地的“试验学校”

渐渐的发生，杜威的教育学说有了试验的机会，那才是杜威哲学开花结子的时候呢！

现在的杜威，还只是一个盛名；十年二十年后的杜威，变成了无数杜威式的试验学校，直接或间接影响全中国的教育，那种影响不应该比现在更大千百倍吗？

第二，杜威先生不曾给我们一些关于特别问题的特别主张，——如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恋爱之类，——他只给了我们一个哲学方法，使我们用这个方法去解决我们自己的特别问题。

他的哲学方法，总名叫做“实验主义”

；分开来可作两步说：

（1）历史的方法——“祖孙的方法”

。

他从来不把一个制度或学说看作一个孤立的东西，总把他看作一个中段：一头是他所以发生的原因，一头是他自己发生的效果；上头有他的祖父，下面有他的子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