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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与文化1939选（第1页）

《自由与文化》（1939）（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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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与人性

人民，作为一个整体，是有政治权利的。

我们肯定这一点，是为了反对所谓上帝或“自然”

把统治权授予某一阶级的说法。

与此同时，对人性也就产生了兴趣，这并不是偶然的。

要想表述政治上民主的确认与对人性的新的认识之间的联系的广度和深度，我们就不能不深入到一个反面的历史背景之中去；在这个历史背景中，社会安排和政治形式都被视为“自然”

的表现——而绝不是与人性有关的。

在理论方面，这就包括着从亚里士多德和斯多葛时代到16世纪和17世纪现代法学的评述者们关于自然法则这个观念的一段悠久的历史。

关于这个发展历史和18世纪从自然法则转变到自然权利的故事是人类学术史与道德史上最重要的章节之一。

但是深入钻研进去，会使我们离开当前的主题太远。

于是我只得重点地重述这一句话：把人性当作恰当的政治协商的根源在欧洲历史上是比较晚近的事；当这种看法一经产生，它就标志着一种和过去关于政治统治、公民权和从属的根据的学说有着近乎革命的分歧——乃至在古代共和政府和现代民主政府之间的根本差别的根源也都在于用人性代替宇宙本性来作为政治的基础。

最后，民主理论的变化以及进一步变化的需要也都是由于关于人性的构成及其组成因素与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的理论还不恰当。

以后所要研讨的课题是一个三幕剧，最后一幕还未完成，它正在表演之中，而我们现在活着的人们都是剧中人。

尽可能简短地来叙述这个故事，第一幕是：一种片面强调人性的简单化——利用人性来促进和说明新的政治运动。

第二幕乃是对于与人性有关的理论和实际的一种反动——所根据的理由是：它是道德上和社会上无政府状态的先驱，是人们赖以有机地联合起来的团结遭到瓦解的原因。

现在正在演出的第三幕是：恢复人性与民主的联系在道德上的重要性，现在是用现有情况的具体事项来陈述的并且避免了早年陈述的那种片面的夸张性。

我首先作这一概述是因为在后面我将不得不对于一些专门理论性的问题作比较详细的叙述。

我开始时说过，有一个学派的理论，把产生社会现象的交互作用中的“外在的”

因素孤立开来，而与此并行的是另一个学派的理论，它把“内在的”

或人的因素孤立开来。

的确，如果我要遵循历史的顺序，后面的理论就应该首先讨论。

而且这个学派的理论比我们所可能设想的更为广泛地和更为有影响地为人们所坚持的。

因为它现在流行派的合适的代表者并不是那些职业的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宣称一切社会现象都要用个人的心理活动去加以理解，因为社会在最后的分析中仅仅包含着许多的个人。

而这个观点的实际有效的叙述则见于经济理论之中，在这里，它为自由经济提供了纲领；而且这个观点也见于英国政治的自由主义之中，它是结合这个经济学说发展着的。

目前还没有一种用心理学的名义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关于人类动机与社会事务之关系的特殊见解，用来解释它们并作为一切正确的社会政策的基础。

但是作为一个人性论，它实质上是属于心理学方面的。

我们也发现一种见解，认为在民主和资本主义之间有一种内在的和必然的联系，这也有心理学的基础和气味。

因为把这两者说成是一对不能分开的孪生子，以至攻击其一就使另一的生命受到威胁，这只是因为相信某一种人性论的缘故。

关于这个用心理现象来解释社会现象的观点的古典的表述见于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逻辑》一书中——当这种说法被提出时，它几乎是公理性的。

“一切社会现象乃是人性的现象……所以如果人的思想、情感和行动的现象是服从于固定的规律的，社会的现象也只能是服从于规律的。”

又说：“关于社会现象的规律乃是而且只能是关于社会状况下联合在一起的人类的行动和情欲的规律。”

然后，好像是下结论似的说，“在社会状况下联合在一起”

并没有使个人的规律有什么差别，因而也没有使社会的规律有什么差别，他又附加说：“在社会中的人类，除了从个人本性的规律中派生出来的而又可以归结为这种规律的特性以外，并没有其他的特性。”

这个对“个人”

的引证，揭示了一种特殊形式的简单化的性质，这种特殊的简单化控制着这个特殊学派的观点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