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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1页）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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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发现价值的建立比投身科学、发明、财富、战争更困难。

这样说并非想要否定人类的这四项历史成果，更不想将它们置于同一水平。

倒不如说，我们的意思是取得这四项成果是非常困难的，然而这些困难都被克服了。

人类已经将健康和生命祭献给科学、发明、财富和战争。

但当科学得到发展，发明得到应用，财富得到积累，战争取得胜利以后，人类的精神却失败了。

当保障所有人的个人权利，保障社会公正，保障机会均等这些任务隐隐约约地出现在我们面前时，除了一些先知、圣人、诗人、哲学家和改革家，几乎所有人都陷入绝望。

他们说，要完成这些任务太艰难了，尤其是在当前这个极端缺乏的独特环境中，这个任务是史无前例的、不现实的，更不要指望那些最慷慨的慈善家赞助那些为建立价值从事着更加艰苦工作的人。

有些人——但不很多——不为将准则的世界转变为生动的人类价值的语言做任何努力，却已经找到了自鸣得意的体面借口。

尽管存在着人对人的非人道主义方式，但仍有许多人认为这方面的工作基本上都已经完成，剩下的只是承认和评价这些成就的细节。

许多神学家——不仅仅在过去——含蓄或明确地宣称，由于耶稣已经支付了一切赎价，由于上帝已经预定了某些人得救，某些人受难，因此人们的任何作为都不可能使得救者和受难者的状况有一丝一毫的改变。

欧洲的神学家经常嘲笑美国人的“行动主义”

，美国人相信人类能够而且应当为改善这个世界的状况做某些事情，但是最近甚至连超越加尔文主义的巴特也提出一个倾向于采取行动的看法。

有人怀疑说，使他变得实际的并非他的神学，而是战争的逼迫。

［12］

可以承认，宗教领导人要对人类与价值世界的贫困作斗争的失败承担一部分责任。

但也必须同样坦率地说，科学家也要承担一部分责任。

有些科学家说，科学已经为人类提供了手段，可以在神奇的战后世界得到像《财富》杂志令人目眩的广告所刻画的那样的幸福。

科学已经付出了代价（他们忘记了耶稣）；科学也已经保证人类得到了补偿。

然而与此同时，各个研究领域的许多科学家都采取了“客观性”

的态度，认为陈述事实是科学的责任，评价它们则是科学的罪恶。

不可否认，想要无偏见地发现真理，这样的客观性态度是人类思想的一个有用的、必经的阶段；但若认为任何人或任何社会都必须生活在这种客观性的模式中，或者说要为这样的客观性而生活，那么这是一种短视的和片面的人格观。

由于这个问题对宗教与科学极为重要，因此需要更加充分的探讨。

科学与价值世界的全部联系处在一种混沌状态。

伯纳德·罗素清楚地阐述了他的观点，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哲学家，还是一名宗教学者（尽管非常冷漠）。

在他那部论宗教与科学［13］的最系统的著作中，他不止一次地告诉读者，科学根本不处理价值问题。

在这本书和其他著作［14］中他提出这个理论：科学与事实有关，价值与欲望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