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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第9页）

韩雍虽曾被贬谪，但瑕不掩瑜，当此国家危难之际，皇上任用人才不拘一格，岂可单计臣子瑕疵耶！”

王竑讲得慷慨激昂，宪宗微微颔首。

一众大臣心知肚明，京城众多文臣之中可引经据典，言安邦定国之计者为数不少，但真要亲率数十万大军出征，行军布阵，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且又为领兵武将所信服者，数来数去，韩雍当为首选。

再眼见皇上对王竑举荐频频点头，韩雍任用之事终得一致附议。

宪宗见重臣就任用韩雍再无异议，当众下谕：“大军在外，诸事悉听韩雍节制。

将士有功者，可自行嘉奖。

职位在三司之下官员，临阵不用命者，以军法论处，朕不制止。”

转眼便到了二月，宪宗收到监察御史赵敔的上疏，主旨是请皇上为于谦一家平反昭雪。

于谦之冤，天下皆知。

英宗在位时，朝中未有人敢为于谦鸣冤。

但宪宗即位后，先将英宗宠臣门达治罪，后为郭登恢复爵位召回北京重用等举措，这使朝臣感到宪宗不同于其父，赵敔便上奏道：“……当年正统十四年，寇犯京城，国家依赖于谦保卫，其功甚巨……于谦等被石亨之辈诬陷致死，并被榜示天下。

但未过一两年，石亨之辈罪行已然败露。

当年同案内阁首辅陈循已获宽宥，臣伏地乞求皇上为于谦案雪冤，收回当年榜示，死者赠官遣人祭奠，生者复以官职。”

宪宗此时大位已就，对在英宗临终时永不翻案的承诺早不放在心上。

当年国家实在愧对于谦，为他平反乃人心所向。

此时正值出兵前夕，景泰、天顺两朝以来，如此十几万大规模用兵还属首次，昭雪于谦势必能提高朝廷威望，释放民愤，他挥笔在赵敔奏章上写道：“御史所言极是，昔日奸凶之徒若不诬陷他人，便不得将他人治罪，不将他人治罪，便不得为自己请功。

朕那时尚在东宫，便已听闻于谦冤枉。

于谦在国家危难之际有安定社稷之功，无辜被害，且较之其他受害者，其冤尤甚，宜按御史所言，昭雪平反。”

被充军的于谦子于冕及女婿朱冀、大学士王文子王宗彝被放回。

之后宪宗下令，恢复于冕府军前卫副千户官职。

不久，宪宗收到于冕奏疏，请求朝廷祭祀冤死的父亲，奏疏上写：“……正统十四年，正值多事之秋，（父）亲督大军，奋身出战，守护京师，击退强虏，保安国家之功，天下共知。

（父）平素全身奉公，绝不阿谀奉承，以致招怨权奸，被石亨诬害。

伏望圣上思悯，予以祭祀，谕先臣之冤……”

宪宗派人前往于谦陵墓祭奠，诏谕天下的祭文一时广为传颂，大家追忆于谦之时，对皇上也多有赞誉。

终于了却了这多年为于谦昭雪之心愿的李贤，当晚在日志中写道：正统土木堡之变，于公以社稷为重，力排众议，选将练兵，击败强敌，保国无虞，功勋卓著。

当时谁人不知于公身负国家安危之责；谁人又知，建千秋功业之时，却是小人心生嫉恨侧目之际，埋下杀身亡家之祸端。

而后时机生变，石亨以迎驾之举，获朝廷生杀之权，于公在所难免矣。

每想到于公一生为公，落此结局，令人心寒。

诸葛武侯曰：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与否，非臣能预知左右。

韩魏公曰：为臣者当尽力事其君，生死相许之。

至于成败，天也。

岂可自料事将不成便不为之？以于公之智，必知功高之处不胜寒，却全然不顾，忠义之心依然，堪比古之豪杰。

于公在世之时，虽未曾深交，却向来敬佩。

于公受难，贤无力相救，却望一日有为于公昭雪。

天顺年间，铲灭加害于公祸首石亨，代君一报冤仇。

今时皇上亲笔为于公所书祭祀之词，情真意切，举国传诵。

皇天后土，鉴平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万古英灵之气。

于公安息。

自天顺八年初，因王纶、钱溥一案牵连被贬谪出京的韩雍一年来郁郁寡欢，唯有寄情山水，吟诗作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