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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曾国藩回任两江 李鸿章总督直隶（第8页）

战争开始后，法军接连败北，9月2日，拿破仑三世亲率近十万名法军在色当投降。

此时，消息刚刚传到中国。

李鸿章留意各国大势，无论走到哪里，上海的新闻纸总以最快速度递到他手中。

没想到曾国藩摇头道：“我也听说了，不过，万里之外的战局如何能够利用？所以我劝你不要有此想法，也不要将这种消息入奏，不然朝中那些主战派再起了开战的念头，岂不是贻害无穷？”

“老师说得极是，学生定然不会以此入奏，不过，总理衙门想必已经知道了。”

“他们知道是他们的事，最好他们也不要以为有机可乘，再想三想四。

京中清议皆以为可以一战，如果真有一战，即使今年能侥幸获胜，那么明年、后年呢？即使天津能支持，大清万里海疆，又没有洋人那样的兵舰，东南沿海怎么御敌？轻开战端，少不了又是缔结丧权辱国的条约，所以我宁愿挨骂也要力维和局。

少荃你最知道，洋人向来论势不论理，我国势积弱，不委曲求全又能如何？”

李鸿章知道，老师是怕他起了主战的念头。

和洋人据理一争的念头是有的，主战无论如何他连想也没想过：“谨记老师教诲。

自古以来，战和之间，局外人好作议论，不谅局中人的艰难，动不动就高呼一战，以为真能挽救大局，等真动起手来，国家受无穷之累，而他们反得清议好名。

学生说句不敬的话，老师太在意这些人的议论，老师为国家计所受委屈有谁尽知？而他们信口谩骂，尖酸刻薄已极。

学生拿这些人只当跳梁小丑，老师也不必太放在心上，屈坏了身子，受累的是自己。”

“要论心胸开阔，我不及少荃。”

曾国藩拍了拍李鸿章的手。

李鸿章看曾国藩疲倦不堪，就告辞了。

薛福成借口去送，一直到了通商衙门门口才与他说话：“伯相，侯相为了保和局，外受洋人逼迫，内受清流痛骂，我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也气在心里。

如果再责备侯相，真是没有心肠。

可是在下看来，这次教案处理得太过软弱。

朝廷一味保和局，底子里太软，但面子上又要强硬，因此一味逼迫侯相。

侯相手里没顶用的兵，所以对洋人也是一味迁就，洋人也就得寸进尺。

都知道伯相善于驾驭洋人，接下来与洋人谈判，但愿伯相不要太过软弱。

应该让洋人知道，即便是只兔子，逼急了也会咬人。”

李鸿章笑了笑道：“洋人连侯相面子也不给，我拿什么跟他们争？”

“这些年我留意了一下教案，对洋人总是太过软弱，地方官受委屈，百姓也是受委屈，畏惧洋人因循日久，非激出大祸来不行。

天津教案不过是个小小的信号。”

李鸿章对薛福成的见识心里暗暗点头，嘴上却道：“教案太过复杂，并非软与硬、和与战那么简单。

不过，你的提议我还是认真受教的。”

行馆中已经好多人在等待拜会。

李鸿章看了手本，有新任天津道府县官员，有工部尚书、总理衙门行走、暂署三口通商大臣毛昶熙，有江苏巡抚、会办天津教案的老相识丁日昌。

天津地方官可暂且不见，毛昶熙非见不可。

毛昶熙是河南怀庆府（今焦作）人，太平军起事后，他以左副都御史的身份回原籍督办团练，后来又追随僧格林沁与捻军作战，因僧格林沁战死革职留任，回京入户部，不久擢左都御史兼署工部尚书。

同治八年，授工部尚书，在总理衙门行走。

他以知兵自许，所以天津教案发生、崇厚辞掉三口通商大臣后，他自告奋勇到天津署理三口通商大臣，探听法国舰队的虚实。

毛昶熙大李鸿章四岁，所以李鸿章对他十分尊重：“旭公，我是真心请教，对天津这场教案，你是怎么看？”

毛昶熙推辞道：“说不上请教。

伯相最擅长与洋人打交道，我哪敢鲁班门前耍斧头？”

“旭公不必客气，你在总理衙门终日与洋人交涉，见识自然不同，我也是真心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