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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滴乡愁说童年（第1页）

点滴乡愁说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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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洪波

记得在一年半以前的一个秋天，我专程应邀赶赴南京，出席一家报纸主办的主题征文颁奖晚会，什么主题征文？两个时尚又古老的字“乡愁”

。

我的任务比较轻松，为一个11岁的名叫李诗怡的小姑娘颁奖并即兴讲话，同时送一本我签名的书。

颁奖典礼热闹又朴素，地点就在报社大厅，将台阶设计成舞台背景，很有创意。

由于乡愁的普遍性与广泛性，获奖作者年龄跨度极大，从11岁到91岁都有人参赛并获奖，而且我见到了80岁的老上将、原南京军区政委方祖歧，他也是获奖作者中的一员。

苍苍白发，令人肃然起敬。

李诗怡是从湖北到江苏苏州一对打工夫妇的女儿，她用征文表达了对故乡朴素的怀念，同时表达出一个孩子对父爱的渴望，她只盼望能经常和爸爸妈妈一起吃晚饭，这个愿望深深感动了我，在致辞中我除了祝福小姑娘之外，谈到乡愁所具备的色、香、味、音四种特质，讲到故乡与童年给予每一个人味蕾的培养，最得意的一句话：乡秋与童年焊接。

当我脱口说出这句话时，远在内蒙古科尔沁草原的故乡开鲁县浮现在眼前，故乡的青纱帐瓜园和黏豆包；故乡田野上潺潺的水渠，以及鸣叫不止的绿帼帼、“山叫驴”

；故乡的厚达半米的冬雪，雪地上顽童们的追逐打闹，冰糖葫芦和秋子梨；还有过年时的杀猪菜的芳香，腌酸菜的滋味，甚至还仿佛嗅到了点燃鞭炮时弥漫于冷空气中的火药味儿，听到那被鞭炮声震落于树档的雪粉们滑落时的窦室声……

从本质上说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乡愁对我而言，真的是一个成年人对童年的回望。

记得我13岁时离乡，随父母远行贵州，那是一个大雪漫漫的冬日，我从小学刚上初中的第三个月，同学还没认全，就分手南下。

但我仍然认定开鲁一中是我的母校，离开时我记得自己的一篇题为《复习》的作文被抄在学校的黑板报上，这也是我“公开发表”

的第一篇文章吧，那块黑板就在校门走廊上，抄写的老师有漂亮的板书功底，让我一个小新生的作文生色不少，或者这正是激活我创作才能的第一个阀门？因为每天上学都能看到《复习》。

一直到我转学离开。

开鲁一中除了是我的母校，也是蒙古族老作家玛拉沁夫和中央党校副校长、经济学家苏星的母校，不过他们读书时是四十年代，伪满洲国时期，我读书入校是在六十年代，相差几近二十年，虽然如此，老校友玛拉沁夫仍管我叫小校友，直到今天还这样称呼。

至今我还记得“小升初”

的作文题目是关于向草原英雄小姐妹龙梅和玉荣学习的问答，我回答得很好，这要归功于我和龙梅、玉荣小姐妹生活在同一个环境、同一片蓝天下，对冬季的寒冷与风雪的体会刻骨铭心。

内蒙古的冬季不好过，我们的脚上穿着厚重的毡靴，头上戴着狗皮帽子，手的两侧全是红肿的冻疮，棉衣袖口冷且硬，不是棉布的质地，而缘于袖口就近可以擦拭被冷空气逗出的清鼻涕，一来二去，袖口被鼻涕浸润，再超低温一冻，真成了铠甲，弹一下铮然有声，是草原小城每一个男孩子冬季的标配。

故乡冬天的雪大，大到经常一夜封门，奋力推门，继而铲雪，在雪的甬道中走出，亦是惯常景致。

记得一年暴雪，我的一个长辈出门早，在沿途的电线杆子下居然捡到许多撞昏的鹌鸫，还有麻雀，成为一时的笑谈。

这些在风雪中遇难的小飞禽，照例是被剁碎后与咸菜同炒，成为佐餐的上佳菜肴。

故乡冬季最让人惦记的是黏豆包，这是一种满族食品，也是过年必备的主食，一如南方山区的糌粑，北方内地的花馍。

山海关外的黏豆包，黏年同音，透着喜庆，加上香甜的红豆馅，芳香略酸的黏黄米面，底下衬以深绿的苏子叶，咬一口美妙无比。

尤其是冻得坚硬的黏豆包放进炕上老奶奶的火盆烤过之后，用小手拍打下沾上的草木灰，虽然只是礼仪性地拍打，但也足以证明小城少年卫生习惯的养成了，这时托在手上的豆包有一层焦壳，你一口咬下，沁入舌尖的是热辣辣的芳香味道，其中有豆馅与红糖混合的滋味，有黏黄米发酵后的气息，像米酒，尽管那时我从没喝过，但这种混合气息像酒一样醉人和馋人，尤其对一个饥饿如狼的草原少年！

吃完火烤豆包，嘴唇肯定是沾满草木灰的，用冷且硬的棉衣袖口一擦，便开心地冲向漫漫雪地去追逐打闹了。

如果说黏豆包的滋味属于冬天和白雪，属于火盆和春节的话，香瓜与甜秆儿则注定属于碧绿的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