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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孺之说，王夫之已详予驳正34。

然司马之说，迄未得史家注意。

其言有害于世道人心，不可不深辨也。

维州本我失地，我纳其自拔来投，于“义”

何害，不通者一。

自陇右迄安西、北庭，天宝后都被吐蕃侵据，维州自拔来归，譬之邻家从前盗我牛羊数十，现在一羊逃回；司马乃以比邻牛逸入，直是数典忘祖，不通者二。

维州降人三百余，其父、祖应属唐籍，今竟执送吐蕃，任彼惨戮，令人发指；司马乃谓死无足矜，蔑视同胞，靡分敌我，不通者三。

吐蕃四盟，而有平凉之劫（贞元三），尤为唐耻；况维州自拔前一年，彼已先失信围攻鲁州，（《文饶集》一二）以此言“信”

，何异宋襄不禽二毛，不通者四。

司马谓关中急而维州缓，乍似有理，但吐蕃陷维州后，“得并力于西边，更无虞于南路”

；（《文饶集》一二及《旧书》一四七）我收维州，作用与谋通南诏相同，正是釜底抽薪，围魏救赵。

不收维州，则剑南节度所押西山八国蕃落，都被隔断，藩篱尽失，不通者五。

大中三年，正牛党执政时期，去大和五仅十八年，去德裕追论维州事仅六年，吐蕃国势，当无大更变，而是年秦、原、安乐三州及石门等七关之来归，即诏令剑南、山南对没蕃州县，量力收复，随有西川杜悰报收维州，山南西郑涯报收扶州，（《通鉴》二四八）相去无几时，何以彼则“信大”

，此则可“徇利而忘义”

？彼则“维州缓而关中急”

，此遽不然？其为挟持私见，百辞莫辨，不通者六35。

大中复收维州，“亦不因兵刃，乃人情所归”

，（《旧书》一四七）扶州想亦相同；僧孺所言蕃兵三日至咸阳，无非长他人意气，灭自己威风，假其可能，则边防已十分脆弱，尤非放弃维州，便可了事，何未闻僧孺建言修缮守备，如德裕所为？（德裕立五尺五寸之度，汰去蜀兵羸弱四千四百余人，又以蜀作兵器不堪用，取工别道以治之，此两事《通鉴》二四四即叙在悉怛谋来归之前）不通者七。

唯僧孺“与德裕不协，遽勒还其城”

，（《旧书》一四七）以私害公，故德裕恶之，非私怨也，而《通鉴》偏书曰“德裕由是怨僧孺益深”

，对于公私之判别，模糊已极。

此外回鹘之役，僧孺在两次会议，所言皆空洞不切实际36，而回鹘、泽潞之平，则德裕为首功，其余备南诏，废佛寺，除**祠，拒织绫，均办理正确，德裕与牛党之比较，孙甫所评37，最为公允。

柳以“所报者私怨，亦无政策可言”

之批评，混加于德裕，总是人云亦云。

德裕果挟党派私怨，何为救杨嗣复、李珏？（见《通鉴考异》二一引《献替记》）何为请给宗闵一郡38？陈氏以为牛党反对用兵39，仍属皮毛之论；杜牧献策平泽潞，（《通鉴》二四七）杜悰再收维州，白敏中出征党项，都是最好之反证。

《通鉴》于德裕持极端反对态度，除摭拾细故之外40，更表现其对付权奸之口诛笔伐41，一若武宗纯任德裕播弄者。

唯恶德裕，故对于险谲贪污，旧、新《书》均直叙不讳之牛党李逢吉，更不惜颠倒黑白，力为辩护42。

唯袒牛党，故进一步爱屋及乌，誉濒于崩溃之宣宗为“小太宗”

（本自《金华子》），称其“明察沈断”

；（《通鉴》二四九）即号称《通鉴》忠臣之胡三省，亦觉忍无可忍，于其下注云：“卫嗣君之聪察，不足以延卫，唐宣宗之聪察，不足以延唐。”

又于二四八大中元年恢复佛寺下注云：“观《通鉴》所书，则会昌、大中之是非可见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