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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戎（第1页）

（一）从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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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大元年春闱，元好问第二次进士及第，后中宏词科。

国朝惯例，进士及第常授正九品，中宏词科者，上等可以迁擢两官，次等迁擢一官。

这次新君求贤若渴，广招良才，科场气氛为之新振，故而元好问中举后再无人攀诬结党，顺利进入国史院任正八品编修一职。

国史院亦称史馆，本是清水衙门，低级的编修官更是俸禄低微。

按国朝俸制，正八品朝官正俸钱粟一十五贯石，麦三石，衣绢各八匹，绵四十五两，然而国家土地日蹙、战争频发，军费开销极大、税源不足，故而财政十分吃紧，“百官俸给减削几尽”

。

元好问虽已入仕，却依旧捉襟见肘、清贫如昨，“一官原不校贫多”

。

若能匡扶社稷、济世安民，清苦寒素些倒也不要紧，可偏偏国史院是既无参政职权、亦无功绩出路的冷官衙。

他多年寒窗苦读，只盼着有朝一日能大展宏才，如今满腹抱负无从实现，报效国家、功名富贵皆成笑谈，日日“兰台从事更闲冷，文书如山白发生”

，还时常要通夜值宿。

他苦闷之下填词自遣：“五车书，都不博，一囊钱。

长安自古歧路，难似上青天。

鸡黍年年乡社，桃李家家春酒，平地有神仙。

归去不归去，鼻孔欲谁穿。”

词中颇有归隐之意，但毕竟身负撰写宣宗实录之责，一时倒也踌躇未去。

正大二年春，为了尽可能地真实记载金宣宗由胡沙虎拥立即位的情形以及公正评价卫绍王，元好问受命去郑州拜访曾在卫绍王时期担任参知政事的前辈贾益谦，询问大安、至宁及贞祐初年的政事。

其时，贾益谦已近杖朝之年，得知元好问的来意后，肃然正色道：“我闻海陵王被弑，大定三十年间，百官能暴海陵之恶者可得仕进，史臣因此诬其**毒骜狠，将一部海陵实录写成秽史，简直贻笑无穷。

卫绍王为人勤俭，重惜名器，有中上之才。

我所知此便是如此，若要我为美饰宣宗而加赖卫绍王之罪，我不敢惜此余年！”

元好问见他风骨铮然，十分钦佩，贾益谦也喜爱他谈吐文雅，才华高迈，二人交谈甚洽，惺惺相惜，互有诗歌酬答。

二十余日后，元好问告辞回京，临行前，贾益谦殷殷寄语，叮嘱年轻人修史之时务必求真，不可因一己之好恶或利害得失而篡改文字，歪曲史实。

然而，回到汴京后，朝廷虽认可贾益谦的正直，却仍决定保留原先特意抹黑的卫绍王实录。

经此一事，元好问彻底心灰意冷，上书告归嵩山，并很快获得批准。

而他的另一位好友杨奂，为急欲戒除弊政、革故鼎新的新皇帝慨然写就了指斥时弊辞旨痛切的万言策，却因忠言冒犯而为世道所不容，与元好问同时离京归隐，广收门人弟子，在终南山下建紫阳阁讲学。

秋日的嵩山空明幽静，元好问在此期间潜心研究杜甫诗文，并着手撰写《杜诗学》，内容包括杜甫的传志、年谱和唐朝以来评论杜诗的言论。

他本欲一鼓作气完成这部巨著，却不料在正大三年新春过后接到了签军令。

野狐岭之败后金军兵源不足，皇帝每逢征伐边衅则下令签民家男子为军，若某家有数位青壮男丁则尽数拣取无遗，百姓不胜其苦。

贞祐初年，被签军的百姓愤懑号叫于中书省，冲撞宰相卤簿；元光末年，潼关黄河沿线备战，除现居官者外，解职官员不分文武尽数归军，户部郎中刘元规年近六十，才免官回家就被充为千户，御史刘从益元光二年正月罢官，当月亦被签军。

元好问自幼苦读诗书，从不曾习练刀枪弓马，此时被强行签军，不啻晴天霹雳，心下直叫得苦。

家中老母妻儿亦知他此去难保平安，若被拉到陕西抗蒙，更是十死无生，不由得掩面哭作一团。

一片凄声中，门外有人送来书信，元好问接过一看是军书，登时面如死灰，强自支撑着展开一览，又忽然转悲为喜，开颜笑道：“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