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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见的叶圣陶（第3页）

我前些日子偶翻十一年的《晨报副刊》，看见他那时途中思家的小诗，重念了两遍，觉得怪有意思。

北平回去不久，便入了商务印书馆编译部，家也搬到上海。

从此在上海待下去，直到现在——中间又被朋友拉到福州一次，有一篇《将离》抒写那回的别恨，是缠绵悱恻的文字。

这些日子，我在浙江乱跑，有时到上海小住，他常请了假和我各处玩儿或喝酒。

有一回，我便住在他家，但我到上海，总爱出门，因此他老说没有能畅谈；他写信给我，老说这回来要畅谈几天才行。

十六年一月，我接眷北来，路过上海，许多熟朋友和我饯行，圣陶也在。

那晚我们痛快地喝酒，发议论；他是照例地默着。

酒喝完了，又去乱走，他也跟着。

到了一处，朋友们和他开了个小玩笑；他脸上略露窘意，但仍微笑地默着。

圣陶不是个浪漫的人；在一种意义上，他正是延陵所说的“老先生”

。

但他能了解别人，能谅解别人，他自己也能“作达”

，所以仍然——也许格外——是可亲的。

那晚快夜半了，走过爱多亚路，他向我诵周美成的词，“酒已都醒，如何消夜永！”

我没有说什么；那时的心情，大约也不能说什么的。

我们到一品香又消磨了半夜。

这一回特别对不起圣陶；他是不能少睡觉的人。

他家虽住在上海，而起居还依着乡居的日子；早七点起，晚九点睡。

有一回我九点十分去，他家已熄了灯，关好门了。

这种自然的，有秩序的生活是对的。

那晚上伯祥说：“圣兄明天要不舒服了。”

想起来真是不知要怎样感谢才好。

第二天我便上船走了，一眨眼三年半，没有上南方去。

信也很少，却全是我的懒。

我只能从圣陶的小说里看出他心境的迁变；这个我要留在另一文中说。

圣陶这几年里似乎到十字街头走过一趟，但现在怎么样呢？我却不甚了然。

他从前晚饭时总喝点酒，“以半醺为度”

；近来不大能喝酒了，却学了吹笛——前些日子说已会一出《八阳》，现在该又会了别的了吧。

他本来喜欢看看电影，现在又喜欢听听昆曲了。

但这些都不是“厌世”

，如或人所说的；圣陶是不会厌世的，我知道。

又，他虽会喝酒，加上吹笛，却不曾抽什么“上等的纸烟”

，也不曾住过什么“小小别墅”

，如或人所想的，这个我也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