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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庄子还没有超脱到无君无父的地步,所谓“天下有大戒二”
完全像是儒家的说辞,譬如我们拿王夫之的两句名言来做比较:“唯我为子故尽孝,唯我为臣故尽忠”
(《读通鉴论》卷三),很难看出有什么差别。
所以这两项大戒于庄子哲学有着很特殊的意义,它意味着“庄子顺应天性的无为之道并非建基于不切实际的原子主义图景之上,也就是说,庄子并不把人的原始状态看作是孤立的、彼此隔绝的。
所以,并非所有的束缚都应该弃之不顾,诸如家庭、社会与政治上的义务也会是人的处境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
(MichaelJ.Millner,RoamingFreelyIheCage:SoZhuangziandEarlyeseThought,1986,第277页)
可是,这两项大戒当真是“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吗?东汉有孔融的父母于子女无恩论,魏晋之际有鲍敬言提出君臣关系既不是从来就有的,更是社会动乱的根源。
当然,孔融和鲍敬言的论题在历史上常是被作为靶子来打的,但是陶渊明不同,“不为五斗米折腰”
,显然没有遵从君臣之大戒,却树立了一个令人仰慕的正面形象。
这个矛盾至少必须在儒家立场上得到合理的解释,于是王夫之以为陶渊明的那句名言只是一个托词,他有如何如何的隐衷不能直说,所以后人不应该简单效仿。
就连孔子对著名的坏人阳货都会按礼节亲身拜谒,因为他拜的不是阳货,而是大夫之职,屈于大夫之职其实就是屈于礼。
贤人在下位却亢节无礼,这是不对的。
(《读通鉴论》卷十五)——庄子有个著名的命题,叫作“法天贵真”
(《庄子·杂篇·渔父》),若以这个标准衡量,孔融和鲍敬言或许是比庄子本人更加坚定的庄子主义者,王夫之眼中的陶渊明则恰恰符合庄子的“大戒”
之论。
庄子在这里现出了保守的一面,然后,基于“天下有大戒二”
,他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论点,即“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
命,在庄子的概念里是一种天然而不可抗拒的力量,比如子女对父母的爱,这就是命,是天然而不可抗拒的。
既然是天然而不可抗拒的,那么坦然面对也就是了,担心、焦虑一概没用。
至于结果是好是坏,那真就要“尽人事而听天命”
了。
在孔子和叶公子高的对话里,孔子接下来提了一些很切实的建议,告诉叶公子高外交工作要把握什么原则,都有哪些注意事项,主要是要传达合乎常情的言辞,不要传达过当的言辞,最后做了一个纲领性的总结:“且夫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至矣”
,让内心顺任外物的自然规律,以“不得已”
的态度为人处世来护养自己,这就是最好的了。
一种常见的误解是,把庄子的“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与孔子的“知其不可而为之”
作为两种彼此对立的人生观,但只要我们把庄子这句话的上下文通读一遍,就会发现庄子与孔子这两句名言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冲突。
在孔子和叶公子高的对话里,孔子向后者点明了君臣之义不可逃,但接下来既没建议消极怠工,也没建议听天由命,而是告诉叶公子高:国君交代给你的事情是必须要做的,是你不能拒绝的,你对此无可选择,“不可奈何”
;那么,明白了这个道理,你就应该安心去做事,不要瞻前顾后,尽自己的能力把事情办好就是了,至于结果是好是坏,你忧虑也没用。
孔子的意见很像我们俗话所谓的“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这句俗话的原始出处是五代年间的一首诗,作者就是在正统儒家观念中以“依阿诡随”
著名的反派人物冯道。
冯道历仕四朝十一帝,从不知忠君死节为何物,是古代政坛上一株最具传奇色彩的常青树。
宋人吴处厚说,冯道的诗浅近而谙理,一些名句海内盛传,比如“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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