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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老（第4页）

焦虑像一块难测的黑色云团悬浮着，失望毒害了生命之泉。

但现在我学明白，错误经常可以纠正，焦虑可以消逝，灾难有时反能带来补偿的喜悦，雄才得以展示也不总是令人开心，失望往往本身就是一种再次努力的诱因。

一个人学会躲开麻烦，却不学着弄清麻烦在哪里；一个人弄懂希望比忧丝更难以遏制。

这样，万无一失的心理就乘隙而生了，那就是一个人不能多冒不该冒的险，不能多交没有前程的人，不能多去经受痛苦的经历，不可越过曾经希望过的东西。

它也许不是，不，原本就不该是一种过分热烈、过于热血沸腾的精神；它只是一种更平静、更令人感兴趣、更幸福的景色。

所以，像鲁滨孙·克鲁索在自己的荒岛上一样，努力寻求我的种种有利条件与不利条件之间的平衡时，我倾向认为好的论点是占支配地位的。

当然，强烈的人类本能依然故我——让道德家们的讲座得以存活；吃着碗里占着锅里的欲望仍旧存在。

一个人既想保有中年生活的收获，又不想与青年的**告别。

“变老的悲剧，”

一位杰出的作家说，“是挽留青春。”

也就是说，精神不像肉体衰老得那么快。

生活的忧愁在于想象力，在于对生活过的好日子和拥有过的鲜活感情追思的力量；还在于预见缓缓夺取并侵蚀年华的力量。

然而，比康思菲尔德爵士曾经说过，一个人不得不忍耐的最坏的罪过是预测那些不会发生的灾祸；我敢保证的是，看准不放的事情是过日子并为日子尽可能长久地活着。

我不是指一种享乐主义方式，只要能得到便尽情享受快活，好像要把本来延续一生的幸福挥霍于一时，而是指纽曼诗里表达的一种精神：

我并不要求眺瞩远处的景色；我只想向前一步。

即使现在我发现我正在本能地获得某种力量，也把时光充分利用起来。

过去，如果面前摆着一件令人不快的事务，我一想到它就心烦意乱，我当初总觉得它在我的水杯里下了毒药。

现在遇到这种情况，我的思想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在裁定命运的黎明之前不得已迎接的一个个安静而平和的日子里，我拥有了明显的快活感。

我以前在我惧怕的那天之前仍然属于我自己的日子里早上一觉醒来，觉后返回的意识往往伴随着那种不安的情绪，脑子警觉而失衡，开始预测我害怕的事情，只觉得我不能面对它。

现在却通常是一觉醒后跟自己说：“嗬，不管怎样，今天依然在我手中啊！”

随后，因为觉得不开心的经历摆在前面，这一天本身就具有了一种增值的价值。

我捉摸，这正是那些老迈者屡屡表现出来的那种宁静欢乐的秘密所在。

那道黑色门槛近在咫尺，但是想到这一点却完全不把它当回事，他们怀着顽童般的幸福，对小小不言的闲趣野味乐此不疲。

就这样，在很少给心境带来某种平和的渐浓的黄昏时分，我回到了学院。

看门人坐在他那舒适的小屋里，两脚伸在火炉围栏边，读着一份报纸。

光亮开始在庭院里闪现，火光活泼地蹿向墙壁，而墙壁上映照出青年人生活的快活迹象：那些人，那些家庭照片，那支悬挂的桨，那顶光荣的帽子。

于是，我走进我书籍成排的房间，听见水壶在壁炉上唱着慰藉人心的歌儿。

我想起手头有几封信要写，有一本有意思的书要翻一翻，有一顿可口的大餐厅晚餐企盼；又想起一次谈话后，一名或两名在校学生要来谈一件悠闲的工作、一篇随笔或论文；想起这些，我比以往更愿意承认，尽管我享受到了无价可比的清闲福分，只承担一份小责任，但是对生活的话是说不完的，而且倘若我不能感到心满意足，那我只会是一只可怜虫。

当然，我知道我没有抓住更亲近的生活纽带——壁炉啦，家庭啦，妻室的陪伴啦，成长的姑娘和男孩带来的欢乐和好处啦，等等。

然而，如若一个男人有慈父情怀，有儿女情长，那他会寻找到许多小伙子来享受父亲的情怀，对耐心倾听他们的烦恼、困难和梦想的人的好心看护感激不尽。

我有两三青年朋友，常告诉我他们在干什么和他们希望干什么；还有许多记者，从小与我就是朋友，一次又一次告诉我他们闯**的那个更大的世界如何发展，而且反过来又喜欢听听我在干些什么。

我这样坐着，壁炉上方的那只钟嘀嘀嗒嗒地送走了令人愉快的分分秒秒，火光在壁炉里明灭着燃尽，这时那个老校工前来敲门，了解我晚间有什么打算；稍后，又一次，我出门走进了庭院，学院楼亮着灯光的窗户映照出古老盾徽的玻璃，一段接一段楼梯上走着三五成群机警的、身着长外套的身影，而在头顶上方，超越令人心醉的生活的涌动与喁喁碎语之上，在幽暗的天空悬垂着恒定不变的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