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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学术和感性的学术（第3页）

于是发生了一连串的问题：王安石的反复修改是忘记了唐人的诗句而白费心力呢？还是明知道这些诗句而有心立异呢？他的选定“绿”

字是跟唐人暗合呢？是最后想起了唐人诗句而欣然沿用呢？还是自觉不能出奇制胜，终于向唐人认输呢？（《宋诗选注》，第77页）

考据做得细致，问题提得周密，也不曾轻易下任何结论。

当年初读这本书的时候我还不大觉得这本书有什么太出色的地方，后来同类书读得多了，才越发体会得出钱锺书写作的妙处。

但也正是因为如此这般的出色，所以我向来以为钱先生是不大适合写小说的。

小说家总要笨一些才好，有点感性，有点执拗，看问题看不到这样的周密透彻，下结论也下不得这样的谨慎小心。

简言之，学者和小说家所需要的素质是完全相反的。

《围城》证实了我的判断，学者式的聪慧用到这部小说里就显得尖酸刻薄，格言隽语的充斥则彻底破坏了小说的浑然之美——这都是流行小说的典型特质，是书商所谓的“卖点”

，所以它成为畅销书倒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在三联版的这本《宋诗选注》里，刊载了杨绛的一篇《钱锺书对〈钱锺书集〉的态度》作为代序，其中果然提道：“他对自己的长篇小说《围城》和短篇小说以及散文等创作，都不大满意。

尽管电视剧《围城》给原作赢得广泛的读者，他对这部小说确实不大满意。

他的早年作品唤不起他多大兴趣。

‘小时候干的营生’会使他‘骇且笑’，不过也并不认为见不得人。”

假若有人在钱锺书面前赞美《围城》，场面想必会比较尴尬吧。

小时候听流行歌曲的经历让我思考过一个问题：创作型的歌手往往在一炮而红之后，愈后出的专辑销量愈少，人们愈是说他们江郎才尽，而我感觉实情往往是相反的，是歌手们一直浸**在音乐当中，欣赏水平自然比普通歌迷提高得快，他们的创作也就越来越曲高和寡。

阅读趣味也是一样的道理。

文学青年在上了一些年纪以后，在阅读量上有了质的飞跃以后，欣赏趣味自然会和以前不同——以我的观察，很多人都会从感性审美转入理性审美，兴趣点从文学转向史学和哲学等等，所以他们在成熟之后写出的作品也往往因为缺乏感性色彩，兴趣点和普通读者不再能够产生共鸣而失去了以前的很多读者。

如果其中有人在成熟之后虽然有了更多的阅历、阅读和见识，却仍然不失年轻时的感性风格和文学青年的典型趣味，那么写出来的作品一定是大受欢迎的。

3.

学术作品若是偏于感性，往往也更容易让普通读者喜欢，钱穆的书就是很好的例子。

钱穆的《国史大纲》里有一段纲领性的名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以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

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

事实上钱穆的写作也确实是依据着这一纲领的，读起来真令我们感到亲切、温暖和自豪。

钱穆写起中国史就像一位母亲向人介绍自己的儿子，我们因为和她的儿子沾亲带故，所以听起来大为惬意，然而在外人听来，却不由得不对其可信度抱有几分怀疑。

比如我们读钱穆的《论语新解》，简直不觉得这是当代学者的话，而是一位正统的儒家老经师怀着敬畏之情在向我们传道。

在他的书里读不出聪慧，却时时遇到满腔的赤诚，这归根结底都是对中华文化优越性的牢不可破的信念。

钱锺书完全没有这个调调。

我一直相信，钱锺书在普罗大众当中的赫赫声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文风的晦涩。

假如《管锥编》也像《围城》那样通俗、那样流行的话，人们一定会发现他对传统文化满是刻薄的讥讽，把一部部国学经典的光环摔得粉碎，完全像是一个热心于“祛魅”

的后现代主义者。

你更偏爱哪种风格呢，是钱穆的感性还是钱锺书的理性呢？这恐怕不取决于你的专业背景，只取决于你的个人气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