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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人没有一个是正常的（第2页）

现在，各位读者，你们已经了解了整件事情的经过，你们认为会有多少人做这种交换呢？

很多被问到这个问题的人都会回答说，大约会有一半人交换礼品。

很好，这在概率上也许是没错的，但事实是，交换礼品的人还不到十分之一。

这项活动的“幕后黑手”

其实是几个心理学家，他们用这个实验证明了人们维持现状的动机有多么强大。

约翰·哈蒙德和他的合作伙伴们把这种心理称为“维持现状陷阱”

（Status-QuoTrap），并提醒人们注意，一个人面临的选择越多，维持现状的吸引力也就越大。

他们的这篇文章发表于1998年，是《哈佛商业评论》创刊以来重印次数最多的文章之一。

我们接下来试想一下，一个人的手里拿着的是马克杯还是巧克力，这个“现状”

仅仅是几分钟前才随意形成的，其影响力就已经如此之大，那么如果换作积年累月形成的“观念”

，人们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理解一些和读书有关的事情，比如，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会对历史翻案文章深恶痛绝，他们还总是乐于怀疑文章作者到底是何居心。

而读书人的态度则往往平和得很不正常，如果哪个翻案话题足以引起他们的兴趣，他们就会仔细检视文章作者的证据和逻辑，只要检视无误，大脑里的相应部件就会马上更新升级；“维持现状陷阱”

于他们而言即便不是全然无存，至少所发生的效力要比正常人弱上很多。

但所谓陷阱，只在少数时候才会对人们的决定产生负面的影响，作为千万年演变下来的“百姓日用而不知”

的心理定式，在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积极作用肯定要更大一些，读书人其实只是在用理性违逆天性罢了。

这也许是阅读习惯在潜移默化中造成的影响吧，因为读书越深入，就越是容易体会到我们的许多知识并不是得之于事实，而是从一些公认的假设当中推演出来的。

可想而知的是，如果哪一天发现了新的材料，推翻或者修正了原来的假设，那么原来的结论自然也会随之修改。

以史学为例，比较准确的表达方式大致是这样的：“根据某某史料，则……”

看上去言之凿凿，但其实这样的表达方式只是一种简化的版本，其完整形式是：“若某某史料为真，则……”

所以，读书人的心里装着的往往不是一些确定的知识，而只是某种确定的方法论罢了，这就导致他们心里那种不踏实的感觉要比其他人更强。

一个不通文墨的乡下少年会用真诚而笃定的口吻说：“岳飞是我的英雄，我的偶像。”

而一个读书人的说法却很可能是这样的：“若现有史料为真，并且基本完善的话，那么岳飞是我的英雄，我的偶像。

不过，如果将来有新材料出现，我也会相应地修正我的看法。”

假若现在发起一个投票，问大家在这两个人里喜欢谁、讨厌谁，结果一定毫无悬念。

现在，就让我们顺势把话题转移到岳飞的这个例子上来，上述读书人的说法之所以令人厌恶，显然还有着另外一个原因，这也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观点：岳飞已经是我们民族精神的代表，是一个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符号，即便真有什么新材料出现，搞这种研究又有什么意义呢，难道要把我们的英雄一个个地毁掉不成？可悲的是，读书人还真就会有这种掷玉毁珠的勇气和焚琴煮鹤的情调，对毫无意义的事情抱以比正常人更多的偏好，而这正是他们的第二点反常之处。

3.

一般所谓的“有意义”

，时常同义于“有用”

，也就是具有功利上的价值。

但是，一个读书人往往不大可能同时是一个功利主义者，反之亦然。

读书人会有追问的习惯，会把问题逼到证据和逻辑的极限，不经意间就会使好奇心远远压倒了功利性。

现在不妨让我们假设一个情境，如果真的发现了可靠性很高的新材料，或者根据一种崭新的价值观，证明岳飞原来不那么光彩，这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也许有点匪夷所思的是，对于这类问题，新论调的说服力越强，大多数人往往反而越是坚定原有的立场。

是的，如果主动接受了新的论调，前后不一致的感觉会让人很不舒服，而为了消除这种不舒服的感觉，最常见也是最自然而然的情形就是继续保持原有的一致性。

事实上，这就是费斯廷格和卡尔史密斯在1959年提出的经典的认知失谐理论的核心内容，但在岳飞的这个具体问题上，该理论的解决能力比之它的预测力与解释力似乎要逊色许多。

好在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历史总会给我们带来一些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