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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第5页）

做贼，他也没那套本事，贼人也有团体与门路啊。

只有他自己会给自己挣饭吃，没有任何别的依赖与援助。

他为自己努力，也为自己完成了死亡。

他等着吸那最后的一口气，他是个还有口气的死鬼，个人主义是他的灵魂。

这个灵魂将随着他的身体一齐烂化在泥土中。

北平自从被封为故都，它的排场、手艺、吃食、言语、巡警……已慢慢的向四外流动，去找那与天子有同样威严的人和财力的地方去助威。

那洋化的青岛也有了北平的涮羊肉；那热闹的天津在半夜里也可以听到低悲的“硬面——饽饽”

；在上海，在汉口，在南京，也都有了说京话的巡警与差役，吃着芝麻酱烧饼；香片茶会由南而北，在北平经过双熏再往南方去；连抬杠的杠夫也有时坐上火车到天津或南京去抬那高官贵人的棺材。

北平本身可是渐渐的失去原有的排场，点心铺中过了九月九还可以买到花糕，卖元宵的也许在秋天就下了市，那二三百年的老铺户也忽然想起做周年纪念，借此好散出大减价的传单……经济的压迫使排场去另找去路，体面当不了饭吃。

不过，红白事情在大体上还保存着旧有的仪式与气派，婚丧嫁娶仿佛到底值得注意，而多少要些排场。

婚丧事的执事、响器、喜轿与官罩，到底还不是任何都市所能赶上的。

出殡用的松鹤松狮，纸扎的人物轿马，娶亲用的全份执事，与二十四个响器，依旧在街市上显出官派大样，使人想到那太平年代的繁华与气度。

祥子的生活多半仗着这种残存的仪式与规矩。

有结婚的，他替人家打着旗伞；有出殡的，他替人家举着花圈挽联；他不喜，也不哭，他只为那十几个铜子，陪着人家游街。

穿上杠房或喜轿铺所预备的绿衣或蓝袍，戴上那不合适的黑帽，他暂时能把一身的破布遮住，稍微体面一些。

遇上那大户人家办事，教一干人等都剃头穿靴子，他便有了机会使头上脚下都干净利落一回。

脏病使他迈不开步，正好举着面旗，或两条挽联，在马路边上缓缓的蹭。

可是，连做这点事，他也不算个好手。

他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既没从洋车上成家立业，什么事都随着他的希望变成了“那么回事”

。

他那么大的个子，偏争着去打一面飞虎旗，或一对短窄的挽联；那较重的红伞与肃静牌等等，他都不肯去动。

和个老人、小孩，甚至于妇女，他也会去竞争。

他不肯吃一点亏。

打着那么个小东西，他低着头，弯着背，口中叼着个由路上拾来的烟卷头儿，有气无力的慢慢的蹭。

大家立定，他也许还走；大家海走，他也许多站一会儿；他似乎听不见那施号发令的锣声。

他更永远不看前后的距离停匀不停匀，左右的队列整齐不整齐，他走他的，低着头像做着个梦，又像思索着点高深的道理。

那穿红衣的锣夫，与拿着绸旗的催押执事，几乎把所有的村话都向他骂去：“孙子！

我说你呢，骆驼！

你他妈的看齐！”

他似乎也没有听见。

打锣的过去给了他一锣锤，他翻了翻眼，朦胧的向四外看一下。

没管打锣的说了什么，他留神的在地上找，看有没有值得拾起来的烟头儿。

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个人的，健壮的，伟大的，祥子，不知陪着人家送了多少回殡；不知道何时何地会埋起他自己来，埋起这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