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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 春秋学欧阳修与司马光（第2页）

《通鉴》乃治平二年拜诏，经过十九年的岁月，至元丰七年完成。

征之温公自言，温公之精力倾注于此书，帮助其编纂之代表人物，乃刘攽、刘恕、范祖禹三人，根据《四库全书提要》，刘攽分担汉以前，刘恕分担三国、南北朝，范祖禹分担唐与五代，但在全谢山之《通鉴分修》《诸子考》中，根据温公的帖子，说“隋以前为刘攽，唐为范祖禹，五代为刘恕”

。

刘攽有《汉释》，范祖禹有《唐鉴》，刘恕有《十国纪年》之著述，各各分担得意时代，由此观之，全谢山见解乃正确的。

温公乃与邵、张二程子有深交者，在其著作《迂书》中说：《易》曰，穷理尽性以至命。

世之高论者，竞以幽僻之语欺人，使人跂悬不可及，愦瞀不能知，其实奚远。

他并非喜欢幽玄哲学的人，虽然不如欧阳子一派批判地阅读经典，但彼在《论风俗札子》中说：“新进后生，口传耳剽，读《易》未识卦，已谓《十翼》非孔子之言，读《礼》未知篇数，已谓《周官》为战国之书，读《诗》未尽《周南》《召南》，已谓毛、郑为章句之学，读《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谓《三传》可束之高阁。”

当时学风，非难失诸武断，但此恐怕乃指欧阳修一派之事，因此温公对于欧阳修派之读书法不满，但彼欲借历史而明其义，则与欧阳修见解一致，特别在助其编纂之学者中，亦有如欧阳子门下生刘攽者，故附论于欧阳子之后。

《通鉴》为资政治之参考所作之历史，则不仅以记事之正确为目的，根据《山堂考索》及《直斋书录解题》等所言，奉《通鉴》编纂之诏前，温公模仿《左传》风格，将战国至秦二世之历史写成《通志》八卷，上奏英宗，受英宗命，继续完成《通鉴》，现在《通鉴》非效法纪传体，乃用编年体，时时加以论评，此显然模仿《左氏》之例。

《通鉴》乃《左氏春秋》绝笔后，才起笔的，怕是有继其后之心吧。

根据《山堂考索》，刘恕问温公：“何故《通鉴》不从上古开始？”

公答之：“周平王以来之事，已见于《春秋》，圣经乃不可损益，故自以后始。”

刘恕更反问：“何故不在获麟之岁始？”

公答之曰：“必须顾虑此在圣经已继续矣。”

由此，《通鉴》显然继《左氏春秋》而作的。

其中所插入之论赞，可与《春秋》之义并驾齐驱。

然则《通鉴》之大义为何？今不能把全体二百九十四卷一一论究，但其开卷第一则有著名之“名分论”

，其中喝破：“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

力说名分之重要，所谓名分，毕竟明白君臣之义，此即全书之大义，故《通鉴》欲明白《春秋》之义，须避免空谈，以后世历史而教大义名分。

此书当时传至日本，北畠亲房学之，遂作《神皇正统记》，此并非偶然之事。

到了北宋以后，儒学之大势一变，不甘于从来之师承与训诂，诉之自己主观、欲把握圣人心情之倾向盛行。

一般倾向，一方以《易》《中庸》为中心，兴起高调穷理尽性之周、张、二程之学；同时，在他方亦兴起，以《春秋》为中心而力说大义名分之欧阳、司马的学问。

前者，欲以内省思索研究人类道德之根源，后者本乎文献与历史，欲探求人类义务在何处；前者探求仁心之起源、根据；后者阐明、鼓吹义务之本质。

以后两派均出现几多后继者，但至南宋朱子，则合两派而为一，集宋学之大成，于是乃改项而移于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