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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年 字浅义深（第11页）

，或为“元旦”

之来源。

“元年”

吉利与否暂且不论，但“第一年”

这个意思该是可想而知的。

那么，事情真如何休所谓只有天子的纪年才可以有元年之称吗？是只有“王者”

才可以改元立号吗？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因为它暗示着公羊学的一个理论基础：《春秋》是“黜周王鲁”

的，不再把周天子放在最高位置上，而是认为天命移到了鲁国这里，或者说是孔子作《春秋》“托王于鲁”

，如蒋庆说“《春秋》王鲁，并非真以鲁为王，而是托王于鲁，即假借鲁国的历史来说明孔子外王之义（孔子治理天下万世之义）”

。

历来在这点上左传学就是和公羊学相对立的，这是今、古文经学的一个主要分歧所在。

那么，无权无势的孔子凭什么可以借《春秋》来做褒贬赏罚？又为什么要托王于鲁？为什么不托之于周天子或其他诸侯？在这些问题上，苏洵虽然不是公羊学的专家，却在《春秋论》里做过比较清晰的分析。

苏洵认为，赏罚是公事，褒贬是私事。

所以，只有天子、诸侯这些掌权的人才有资格来做赏罚，而普通人只能褒贬是非而已。

这就像只有法官才能定人的罪、判人的刑，平民百姓只能在舆论上谴责坏人坏事。

但是，一部《春秋》，赏人之功、赦人之罪、绝人之国、贬人之爵，行的是赏罚之事，所以说《春秋》是“天子之事”

。

问题是，孔子有这个地位吗？有这个权柄吗？他斥责乱臣贼子的僭越，他自己这么做难道不也是僭越吗？

所以孔子作《春秋》，并不把它当作私人著作。

可以比照一下，孔子阐释《周易》的著作题为《系辞》，讲说孝道的著作题为《孝经》，都是自己取名的，是作为私家著作的，而《春秋》是鲁国史书的名称，孔子是把《春秋》当作鲁国的书，当作鲁国的创作。

所以，赏罚之权柄并不在孔子自己手上，而在鲁国手上。

但问题依然存在：《春秋》的赏罚并不限于鲁国的国境之内，而是遍及诸侯，这明明已经超出了鲁国的权力，而属于天子的权力，难道孔子是想把鲁国推到僭越的境地吗？当然不是，天子的权柄是在周室，孔子不得已而把这个权柄交给鲁国。

可以从以下的史实来理解这个道理：周武王死后，周成王继位，周公考虑到周成王年纪太小，而天下又不可以没有赏罚，于是自己代行天子之权，以此来赏罚天下、保存周室。

后来周室东迁，周平王居于天子之位，但他是个昏庸之主，所以孔子才说天下不可以没有赏罚，而鲁国本是周公的封国，所以鲁国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效法周公，在不得已之下假借天子的权柄来赏罚天下、保存周室。

那么，假借天子之权柄应该怎么做？孔子认为应该像齐桓公和晋文公那样。

但是，孔子既然要鲁国效法齐桓公、晋文公，为什么不干脆把天子之权柄借给齐、晋？因为齐桓、晋文只是表面上尊崇周室，实际上不过是在扩张自家势力而已。

所以孔子只赞赏他们的事功，却不认可他们的动机。

周公的动机却是保存周室。

孔子推崇周公，认为只有先存周公之心，才可以行齐桓、晋文之事。

所以他才不把天子之权柄托于齐、晋，而将之交给了作为周公之后的鲁国。

孔子也知道凭鲁君的才干无法行周公之事。

探究孔子的用心，他是认为当今天下因为没有了周公所以才乱成这样。

所以，他把天子之权柄托于周公的子孙，以显示出对周公的缅怀。

考察《春秋》书法，尽是周公之法，详于内政而略于外事。

想来孔子的意思是要鲁国效法周公，先管好自己再去赏罚别人。

孔子叹息于“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的乱象，当他听说了齐国田常弑君的消息，就沐浴而请求鲁君出兵讨伐。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孔子确确实实把天子权柄交托给了鲁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