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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即位的缺书（第5页）

综合来看，春秋学当中，又先以公羊学为重，同为今文经系统的《穀梁传》有时会与公羊学并列争锋，而《左传》作为古文经，则长久以来被视为史学而非经学，又常常被批评为“不传《春秋》”

（即《左传》单独是一部史书，和《春秋》并无关系）。

后来学风嬗变，《公》《穀》一度被《左传》压倒，甚至几成绝学，及至清代中晚期，公羊学才又在改良派的手里变成了变法维新的理论利器。

公羊学一向很重视政治上的实用性。

从这《公羊传》一开篇便即看到其中“经术”

而非“经学”

的内容，果然细腻而实际。

但公羊学付诸实用，好像也有过闹笑话的时候——清人俞樾《春在堂随笔》记录过自己和宋翔凤的一次聊天，宋先生感慨时下的士子不读经书，不通经义，引述《公羊传》时，竟把其中最简单的一个句子都理解错了，还居然拿高分了！

俞樾说：你也别太苛责，人家好歹也算读过《公羊传》，至于引述经文不合本义的事情，古代早就有过。

当初汉光武帝刘秀下诏立太子，诏书上说：“《春秋》之义，立子以贵，东海王刘阳是皇后之子，应该继承大统。”

俞樾议论道：皇帝诏书，用的正是《公羊传》“立子以贵”

的道理，但“立子以贵”

所适用的情况，是因无嫡子而于庶子中选立继承人，东海王刘阳既是皇后之子，自是嫡子，立嫡子的规矩分明是“立嫡以长”

，看来这份诏书根本就没弄明白“立子以贵”

到底是什么意思。

俞樾很无奈地说：汉代通晓公羊学的大有人在，可这位执笔写诏书的人却糊涂到这种程度。

宋先生您看看这段历史，也就别太苛责咱们当下的这些年轻人了！

俞樾说的这件事，很像是权力曲解学术的一个例子，而事实上，俞樾讲得并不准确。

当时光武帝是先有改立皇后之举（即废黜原来的郭皇后，改立阴丽华为皇后），而换皇后就意味着要换太子。

于是，郭皇后所生的太子被废，阴皇后所生的东海王刘阳被改立为太子，即后来的汉明帝。

所以，光武诏书中的“立子以贵”

看似误解了《公羊传》所阐释的春秋大义，实则是有着很现实的政治隐义的——既然原来的郭皇后已经不再是皇后，而阴丽华成了新皇后，那么，皇后所生的长子当然该是太子，太子的生母当然该是皇后，于是，两任太子的一废一立也就顺理成章了。

作为学者的俞樾只是提到了光武诏书中对经义的误用，却没提到这个“误用”

在当时是别有用心而恰如其分的。

光武诏书这件事原见于《后汉书·光武帝纪》，旧注即引用《公羊传》的这段名言：“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

桓公何以贵？母贵也。

母贵则子何以贵？子以母贵，母以子贵。”

总之，不管光武帝诏书的对错与否，毕竟这是一个政治上灵活运用经术的经典例子。

《公羊传》的嫡庶考量，后来在中国历史上影响过一些极著名的事件。

当然，批评者也是有的，洪迈《容斋随笔》就曾谴责《左传》和《公羊传》各有所谓“春秋大义”

遗祸后世，其中就有这个“子以母贵，母以子贵”

。

洪迈说：后世有多少人拿这句话遮脸来废长立少、以妾为妃，数不胜数。

（4）子以母贵，母以子贵：制度渊源与学术质疑

洪迈说得不错，也许再顽强的经义也难免要屈从于政治现实吧。

但细考之下，洪迈的这个批评却有一些拿现实解读历史的嫌疑——从战国以后，事情确乎像他批评的那样，就算讨了妓女为妾，宠爱之下，也大可以想办法把妓女生的儿子立为法定继承人，然后，本着“母以子贵”

的原则，谁还敢再提孩子的母亲当年的卑微出身呢？但是，在春秋时代乃至西周，从天子到诸侯、卿大夫，婚姻行为基本属于“等级内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