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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左传的书曰和君子曰（第2页）

’……”

更于义理不合。

从字面上看，这位君子是说：“颍考叔是个纯孝之人，爱自己的母亲，并把这种对母亲的爱心推广到了庄公身上。”

然而，儒家的经典义理比如“修齐治平”

之类，其中一个核心原则就是自上而下。

比如一位国君，注意自身修养，慢慢就会把这种道德光辉影响到身边的大臣，大臣们受了熏陶，再继续以这种道德光辉影响自己治下的民众，这就是德治，要自上而下，自内而外。

比如《诗经·大雅·思齐》有“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就是说周文王以身作则，先成为自己妻子的好榜样，然后影响及于兄弟、及于家邦。

这才是一个“合理”

的过程，而颍考叔不过是个边疆小臣，他用孝心来影响郑庄公，这岂不成了自下而上、自外而内了吗？清代今文经学大师刘逢禄就把《左传》的这段“君子曰”

称为“不辞甚矣”

，向古文经学发出挑战。

时至今日，刘歆作伪之说已经不再为人采信，但刘歆没动过手脚，未见得旁人也没动过手脚。

若仅是这种“君子曰”

的置评方式，先秦古籍在所多有，但去掉“君子曰”

而文理豁然畅通，这多少总是一个疑点，也或是《左传》作者在编排史料时所加。

至于《左传》的“君子曰”

是否符合儒家义理，却很难讲。

儒家讲爱有等差、推己及人，恰与墨家的兼爱主张相对立，颍考叔也算得上推己及人了，况且这也符合亲亲之道。

无论如何，《左传》这种“君子曰”

的编写方式确实是影响深远的，《史记》有“太史公曰”

，《资治通鉴》有“臣光曰”

，都是从《左传》的“君子曰”

发源，也显示出当时的史书并不是以现代意义上史学著作的面貌出现的，而是非常强调实用性和政治性。

但“太史公曰”

与“臣光曰”

同源而殊途，如杨向奎似乎稍嫌过分地说：“司马迁追求的是天人之学，《史记》用之绍《春秋》，它不仅是经世之学，也是天地间的大法，这是公羊学派的传统。

后来的史学家抛弃《公羊》，无此大志，欧阳修、司马光出，开创一代史学，遂欲以史学治人伦而发挥政治与伦理的双重作用，于是《新五代史》中之‘呜呼’，《资治通鉴》中之‘臣光曰’，遂多迂腐陈辞，使原书只能发挥道德伦理方面的作用，经世云云，相去尚远。”

无论是经世之功，还是道德之用，这类观念直到今天依然非常强悍，缺乏“以史为鉴”

色彩的史学似乎是难以为人广泛接受的，一部历史书常常被要求具备弘扬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增强民族自信心的功效，或者可以让人学习做人、做事的现实道理——不管怎样，在“史实”

的背后，总要有一些“道理”

才好。

故而史书要效法《春秋》，以褒贬而非事实为依归，如四库馆臣赞扬欧阳修《新五代史》“大致褒贬祖《春秋》，故义例谨严；叙述祖《史记》，故文章高简”

，最后提到史实，却是“事实则不甚经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