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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宋学管窥（第6页）

，而《周礼》太过清晰了，太过清晰也就意味着顺应时事而任意曲解的可能性相对要小很多，真要照着去做的话，麻烦和问题也就会更多。

作为新时代的改革家，王安石在革新精神上似乎和王莽走上了一个近似的路子，而在“三经新义”

当中，他对《周礼》也是用力最勤的，甚至是亲自执笔写就。

但明白晓畅、格局井然的《周礼》并没有完全淹没那部“难懂”

的《春秋》。

北宋学术，除王安石的新学之外，还有二程的道学、司马光的朔学、苏氏兄弟的蜀学。

而春秋学术的两个主流学派，一是前述之孙复一派，一是苏轼与苏辙兄弟的蜀学一派。

正是在熙宁年间王安石主政时期，苏氏兄弟遭到长期外放，苏辙在这外放期间完成了他的《春秋集解》。

4.苏轼与苏辙

黄宗羲与全祖望的《宋元学案》梳理儒学渊源，把王氏新学和苏氏蜀学列在书末，别名为《学略》，是把这两派视为杂学，不在儒家正统之列。

在存《春秋》还是弃《春秋》的问题上，苏氏兄弟站在了王安石的对立面，而在《春秋》如何解法的问题上，他们又站在了孙复、孙觉等人的对立面。

孙复号称尽弃“三传”

，苏氏兄弟则独尊《左传》；孙复特重义理发挥，苏氏兄弟则力图以史实解说经义，实在解不通的地方才会到《公》《穀》和啖、赵那里取经。

苏氏兄弟分注诸经，苏辙有一部《春秋集解》，走史家路线，多本《左传》。

论其影响，据叶梦得讲到南宋前期的学风，当时学者的经学功底普遍不佳，孙复和苏辙的书比较浅易，信之者众，而刘敞的书过于难懂，又蒙穿凿之讥，所以学之者寡。

苏辙解克段就很有蜀学的典型风格：《春秋》对叔段为什么既不称弟也不称公子？因为叔段就要篡位为君，不再是臣子的身份了。

《春秋》为什么不称叔段出奔而称郑伯克段？因为叔段的作乱是郑庄公故意养成的。

所谓“克”

，是“能胜”

的意思。

叔段作乱是蓄谋已久的，郑国人大都心知肚明，而郑庄公却不闻不问。

郑庄公并不是治不了叔段，而是故意让叔段酿成大恶然后好加以诛戮。

所以在驱逐了叔段之后，国人不敢有反对意见，姜氏也不敢再关照叔段，这都是郑庄公处心积虑而造成的结果。

所以《春秋》记作“郑伯克段于鄢”

，就是为了凸显出郑庄公的这种心思。

另外，其他诸侯国里出的事情，只有人家来告知了，本国史官才会记录在策，如果人家没来告知，本国史官也就不会记录。

就算是灭国这种大事，如果人家不来通报，也不会被记录在策的。

公羊家和穀梁家以为诸侯之事尽在《春秋》，而由此生发出诸般解说，这实在是求之过深了。

苏辙这里尊《左传》而轻《公》《穀》，给出的是一个春秋时代史官、史册的书写惯例，这个观点后来深得朱熹的赞同与发挥，但另一方面，这段解经似乎又过分地依据了《左传》，是对《左传》给出的描述与义理做了一番阐释，却较少考虑到《左传》本身的叙述未必就是那么可靠的，《左传》对二十多年间复杂史事的浓缩也未必就是没有太多主观倾向乃至臆测的。

当然，要求苏辙具有现代史家的严谨性那也实在是苛责古人了。

“三苏”

以史论传家，学风与纯粹的经学家大不相同。

苏辙的解经主于《左传》，与其兄苏轼同，与王安石新学则针锋相对，把许多义理问题解释成单纯的修辞问题或史实问题，相对于旧时代的公羊家以及孙复一派，走的是朴素的求实一路，甚至可以说是除魅。

如今我们以史学的眼光来看，自然容易扬苏抑孙，但在历史上，《春秋》并不是以史书的角色发挥作用的，作为政治哲学纲领而言，史实问题毕竟是小节，“大义”

才是最要紧的。

而“大义”

是否在政治上正确，这主要取决于经学家的阐释在多大程度上与时政合拍合节。

换句话说，经学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学术，它是每一个时代中“当代的”

的政治学，时局变了，经学纲领也跟着变，对经义的阐释也跟着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