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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宋学管窥2（第9页）

与“非常”

的提出便对之前的历代解经诸说给出了一个自己的衡量标准，这个标准一出，前贤的许多重要理论便都站不住脚了。

程端学说：《春秋》不书常事，只是凭着属辞比事使含义自己表达出来而已。

证据是，孟子说过“其文则史”

，孔子说过“其义则丘窃取之”

，这就像朱熹说的“直书其事而善恶自见”

。

所以，“三传”

虽然不能说是完全无补于经，但它们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拘泥于一词一字而疏忽了事件本身，对所谓一字之褒、一字之贬锱铢必较，凭空生发出不少义例，遇到实在讲不通的地方就穿凿附会。

单是“三传”

这么搞就已经把路走歪了，而后来何休、范宁、杜预他们又错上加错。

解经越深，圣人的经世之志就越是淹没不闻。

再后来的那些儒者虽然用力甚勤，但大体上还都没脱出这三家的圈子，使圣人明白正大的经义反而变成了隐晦诡谲的说辞，实在可叹。

幸而啖助、赵匡等人出现，辨三传之非，但这些人各自的经说仍然在褒贬凡例里打转。

程端学简述春秋学的历史，感慨良多，尤其是一句“盖以此经之大，积敝之久，非浅见末学所能究也”

，看来前贤的种种努力大多只是在“积弊”

上做着贡献。

那么《春秋》到底该怎么去读、怎么去理解？程端学的答案是：只看经文本身，把心放平，不要求深求险，悉心体会经文宗旨，这样的话，《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便会首尾贯通、井然有序，自然也就不会受到那些支离破碎、刻巧变诈之解说的蛊惑。

圣人的拳拳之心与克己复礼之旨也就昭然若揭了。

看程端学对前贤的评述，我们似乎可以不大恭敬地这样理解：从汉代到元初，大家基本上都是瞎说。

但是，站在后人的立场上，难道程端学真就到达了“春秋本义”

吗？至于再度被提出的舍传求经的方法，看上去越来越像因噎废食了。

我们可以比照《宋史·王安石传》里的一条记载：“登州妇人恶其夫寝陋，夜以刃斮之，伤而不死”

——这条记载很像《春秋》文风，事情很简单：登州有个女人嫌弃丈夫长得丑，夜里拿刀砍他，但没能砍死，只是砍伤了。

史官接着就讲朝臣对这案子的意见，有说该这么判的，有说该那么判的，最后皇帝认可了王安石的判决意见。

谁判得对？这问题就类似于解经谁解得对。

到底为什么对，读者可以从史官对案件的描述中细心体会。

但我们从常理来看，事情应该不会这么简单，仅仅因为丈夫长得丑就对他动刀子，这也太匪夷所思了。

但问题是，如果关于此事的记载仅有《宋史·王安石传》这一处，我们得不到更详细的卷宗，那么，仅从这短短一句话里就真能得到合乎理性的结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