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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在封锁中（第4页）

一种孤立无援的恐惧压迫着我。

因为，日本人是听郑、罗的话的，我担心如果弄僵了更要吃亏，也只有安慰胡嗣瑗一下，告诉他等我到了可以说话的时候，一定“传谕”

叫他和陈曾寿到身边来。

胡嗣瑗听了我的话，止住了哭泣，趁着室里没人，一五一十向我叙说了郑、罗对他们的多方刁难，攻击郑、罗二人是“架空欺罔、挟上压下、排挤忠良”

。

其实，胡嗣瑗和陈曾寿对郑、罗的攻击，也不完全是为了我。

他们住在大连，一有机会就托人带“奏折”

“条陈”

给我，在痛骂郑、罗“虽秦桧、仇士良之所为，尚不敢公然无状、欺侮挟持一至于此”

之外，总要酸劲十足和焦急万分地一再说些“当兹皇上广选才俊，登用贤良之时，如此掣肘，尚有何希望乎”

这类的话。

胡嗣瑗曾劝我向日本人要求条件，头两条就是先恢复天津的形势，身边应有亲信二三人，这意思就是他仍要当个代拆代行的胡大军机。

陈曾寿对我大谈“建国之道，内治莫先于纪纲，外交莫重于主权”

。

所谓纪纲“最要者魁柄必操自上”

，主权最要者是政令必出自我，总之一句话，我必须有权能用人，因为这样他才能做官。

这些纸上谈兵的人自然斗不过郑、罗，在后来封官进爵的时候，显贵角色根本没有他们的份，还是经我要求，给了陈曾寿一个秘书职，但他不干，请假走了，直到以后设立了内廷局叫他当局长，他才又回来。

胡嗣瑗曾和陈曾寿表示决不做官，“愿以白衣追随左右”

，我给他弄上个秘书长的位置，他也不提“白衣”

了。

由于他恨极了当国务总理的郑孝胥，后来和被郑挤掉下来的罗振玉联合起来攻郑，结果没有攻倒，自己反倒连秘书长也没有做成，不过这是后话，这里暂不提了。

我到旅顺的两个月后，陈宝琛也来了。

郑孝胥这时已成了关东军的红人，罗振玉眼看就要败在他手里，正当他接近全胜——和关东军的交易接近成熟的时候，看见威望超过他的“帝师”

出现在大连，立刻引起了他的警惕。

他生怕这位同乡会引起日本人更大的兴趣，急忙地想撵陈回去。

陈宝琛在旅顺一共住了两宿，和我匆匆忙忙见了两面，就给郑孝胥借口日本人要在旅馆开会，不让闲人住，把他给撵走了。

天津和北京的遗老为了找官做，借口服侍我跑来的还有不少人，全都给郑孝胥和甘粕正彦挡了驾。

就连恭亲王溥伟想见我也遇过拦阻。

只是在我过生日的时候，他们再找不到借口，只好让一部分人见了我，给我祝寿。

其中有：宝熙、商衍瀛、沈继贤、金卓、王季烈、陈曾寿、毓善等人，这些人后来在伪满成立时都成了大小新贵。

当时互相倾轧、你争我夺的不但有遗老，在日本浪人特务之间也不例外，得势的当然是板垣手下的上角和甘粕这一伙儿。

当过我父亲家的家庭教师的远山猛雄，本想到我身边沾光，由于不是军部系统的，最后都给上角和甘粕挤走了。

最重要而激烈的，还是发生在郑、罗之间的斗争，这是这对冤家最后的殊死战，因此都使用出了毕生的力气。

罗振玉利用他和板垣、上角利一这些人的势力，对郑孝胥一到东北时的封锁，是他的头一“招”

。

他自恃有首倡“迎立”

的功绩，相信只要能把我垄断在手，用我这张牌和日本人谈判，一定可达到位居首辅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