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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乾隆的田黄石印（第1页）

三、乾隆的田黄石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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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交上了这份自传，心中并不宽松，因为我知道光凭我的公开历史，也足够我戴上头号汉奸的头衔。

我在等待着起诉。

我们监房的铁栏门外面，有一个岗台，整天有一名哨兵在那里站立着。

监房前后栏外，各有一条甬道，看守人员不时地从甬道上走过。

我一会儿偷看看岗台上的哨兵，一会儿偷看看走过的看守员，努力想从他们脸上看出点什么气候来。

如果来了所方的管教人员（这是慢慢才分辨出来的，他们不像看守员轮流换班，经常坐在甬道的一头，而是偶尔出现的），就更加紧张和留意。

在提心吊胆之中，我不断地绞着脑汁，寻思着讨好所方的办法。

在当时，犯人想讨好、想表现自己也是普遍心理，途径也离不开两条，一条是学习上装进步，另一条是在值日劳动上充积极。

那时已经恢复了报纸的供应，最初的学习是读报，表现的方法也就是大声地读。

既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轮到谁读，谁就尽力放大嗓门，这个监房读得响，那个监房就更响，表现积极就成了比赛嗓门，越喊越响，好像一大群蝈蝈似的嚷成一团。

直到看守员不得不过来干涉，人们才让自己缓一口气，暂时放低了声音。

可是过了一会儿，又逐渐变成了喊叫。

值日劳动，在抚顺的时候我没有干过。

从我侄子们和我分开房间之后，我忙自己的事已够头昏眼花的，加上我从心里看不起劳动，伺候别人我更不愿意干。

所以，在所方刚一规定这种制度的时候，我简直非常为难。

这天，刚要轮到我来收拾屋子、扫地擦桌子了，所方的贾科长来到了我们的监房里，向同屋的犯人说：“溥仪他有病，值日的事不必叫他干了。”

我心中的得意，自不用说。

每顿饭吃完，我连自己的碗筷也不收拾，那些同屋的伪大臣，对我还有一定的尊敬，虽然已不叫我皇上，还称我为先生，他们替我收拾碗筷，也没有意见，我也觉得理所当然。

到了哈尔滨，贾科长没有来说我有病，我也自动干起活来。

这与其说是我自己过意不去，倒不如说是为了给所方看看。

“新中国是劳动人民的国家”

，这句话我从报纸上看到多次了，知道了在所方眼里，劳动是衡量人的标准。

我们这个监房连组长老梦一共五个人，也就是每五天轮一回洗饭碗、提水桶、擦地板和接递铁栏外送来的饭菜。

这种活儿其实不算重，我在里面也是比较年轻的，可是初干起来，觉得很吃力，而且非常笨拙。

特别是头一天，我在伪大臣们面前总不免有些落价之感，后来一想到这关系到所方的看法，我也就顾不得许多了。

一开头顶使我苦恼的是，我在这方面表现出的成绩，不但没能使我在同犯之间显得突出，而且正相反，越来越显出了我比别人更无能，更无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