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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古典主义画风从来都强调理性、秩序、和谐、内敛，然而政治舞台从来都是巴洛克风格的，**、狂野、喧哗以及波诡云谲。

在巴洛克式的政治舞台上搞新古典主义的绘画创作，这种事情看上去总是有几分吊诡。

1815年，拿破仑兵败滑铁卢，波旁王朝成功复辟。

新君路易十八是路易十六的弟弟，在大革命期间成功地逃亡到布鲁塞尔，因此而逃过一劫。

路易十八的性情里有着不同一般的沉稳，观念里有着不同一般的开明，这两种素质在当时的法国人（无论是何种党派、何种阶层的人）里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在“你杀我，我杀你”

来来往往几个回合之后，人与人的仇怨越结越深，似乎每个人都有十足的向另一些人复仇的理由。

社会秩序的重建以及当初对社会理想的憧憬都在不知不觉间退变为次要问题，被仇恨烧沸的血液只有在看到仇家及其亲人与党羽一并被断头台斩落头颅时才会冷却。

路易十八不希望杀戮与恐怖再延续下去，他希望自己能扮演萨宾女人的角色，让同胞重新变成彼此的同胞，让仇恨在血浓于水的同胞纽带中自然释怀。

所以复辟成功的路易十八无意搞什么反攻倒算，反而宽和地赦免了许多在旁人看来绝对十恶不赦的人。

作为路易十六及其王后的死刑签署人，作为拿破仑的御用吹鼓手，“劣迹斑斑”

的大卫在波旁王朝的支持者看来显然就应该划入十恶不赦的那类人里，就让他的血去润滑一下断头台的机械部件吧。

当路易十八宣布了对大卫的特赦令，甚至委任他做新王朝的宫廷画师时，群情为之哗然。

至于大卫本人，无论是出于安全还是脸面的考虑，都没法继续留在法国了。

他已经变成一只惊弓之鸟，即便他相信路易十八的胸怀，也不敢面对朝廷上的贵族们以及街市上对雅各宾派人深恶痛绝的平民百姓们那一双双喷着怒火的、恨不得将他生吞活剥的眼睛。

大卫理解他们的愤怒，也同样理解他们狂热的复仇欲望。

这是一种“同情的理解”

，因为他自己曾经也有过同样的愤怒与狂热。

大革命期间，大卫有多少次在国民大会上慷慨陈词，多少次鼓动过杀戮与复仇，譬如那次他在悼念一位名叫巴拉的年轻烈士时不是也声泪俱下地呼吁过：“你流的血仍然未冷，热气升上天空，发出复仇的高呼！”

为了迎合罗伯斯比尔的宣传政策，大卫还画有一幅《巴拉之死》（TheDeathofBara，1794），这幅画一直不很出名。

当然，那时候无论说什么还是做什么，都是为了“讨还正义”

，正如此时这些饱受伤害的同胞想要在自己身上“讨还正义”

一样。

他不见得认同他们的正义，但至少可以体会他们的心情，体会到他们是多么渴望报复自己。

于是，他婉拒了路易十八的委任—这应该正在后者的预料之中—举家离境，到布鲁塞尔定居下来，那里正是路易十八当初流亡避难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