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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浒传是反映农民起义的小说（第3页）

“老汉听得说，宋江这伙端的仁义，只是救贫济老，那里似我这里草贼。

若得他来这里，百姓都快活，不吃这伙滥污官吏蒿恼。”

听了王定六父亲的话，张顺道：“宋头领专以忠义为主，不害良民，只怪滥官污吏。”

一席对话，道出了梁山农民政权的真实情况（第六十五回）。

《水浒传》概括地写出了在封建社会里——在特定的宋元社会这一个历史阶段，当时市民阶层已经有力量，同时又是被压迫者——农民起义的真实情况，也为后来的被压迫阶层指点了出路，树立农民起义的良好组织的典范。

也是积极的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手法融合的结晶。

至于小说里直接写农村生活和农村面貌的地方，确乎很少。

精彩的部分是写社会各阶层的人物如何被逼到梁山聚义的过程。

作者自己以及宋元说话人的出身是市民阶层，所以对于市民生活最熟悉。

宋元白话话本小说，是平民文学，属于人民的文艺。

它们的根深入群众当中，为群众所理解，并为他们所喜爱，但是内中最富于人民性的是《水浒传》，它代表了人民的爱和憎。

演史一派的《五代史》《三国演义》等故事也能引人入胜，但是先代故事，不够接触现实和人民的思想感情；小说一派说烟粉、灵怪、传奇、公案、朴刀、杆棒，接触人民的现实生活，但篇幅短，力量不足，而且捏合故事，以消遣为主，以情节离奇、曲折，娓娓动听为主，属浪漫传奇性质。

《水浒传》合演史、小说两家之长，都是人的故事，不是鬼的故事；不谈爱情，只谈英雄。

所写都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英雄好汉故事。

他们有组织地反抗朝廷，专杀官兵，保护老百姓。

他们是锄奸扶善、劫富济贫、替天行道的一班好汉。

他们身上寄托着人民的理想。

《水浒传》暴露统治阶级的种种罪恶，有强烈的反抗性。

聂绀弩在《论〈水浒〉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是逐渐提高的》（《人民文学》1954年5月）一文中说：“差不多两千年前，《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如火如荼地描写过陈涉、吴广等揭木斩竿的起义，把下层的朱家、郭家等游侠之士捧上了历史舞台，以无限同情塑造了一个起义失败的英雄巨像——项羽，给以后人民作家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但司马迁以后，这样的英雄们常常被埋没，被抹杀，被歪曲或者被写得奄奄无生气了。

《水浒传》直接上承司马迁的人民性的传统，又打破了史书真人真事的局限性，把从北宋末年起两百多年间在民间传说着的各种起义的人物和故事，汇集成为一部大书，一个整体。

它不只是北宋末年一次农民起义的反映，也不只是北宋末年以后两百多年的起义人物和故事的汇集，而是历史上的人民，现代人民祖先反抗压迫者的战斗史，是司马迁以后差不多两千年间无数农民起义的缩影，是那些起义的唯一的、高级意义的忠实和正确的反映。”

聂绀弩说明了《水浒传》这部小说的基本性质，说明了文艺作品的概括性，也说明了像《水浒传》这样一部伟大的作品是承继着司马迁那样一位大史家的优良的现实主义文学的传统的。

可以补充说明的是，文艺作品的概括性和特殊性是辩证的统一的。

《水浒传》是通过北宋末年的一次农民起义，通过宋江故事，梁山泊英雄聚义的这一个人民口头相传的故事来表现在封建时代的屡次农民起义的真实性的，有其特殊性和概括性。

宋江起义和陈涉起义有共同之点，也有特殊不同之点。

水浒人物活动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环境里。

《水浒传》写出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通过水浒故事的人物形象，我们认识了宋代的社会，也认识了封建社会的本质。

现实主义的文艺作品是反映社会发展道路和规律的。

司马迁的《史记》固然是伟大的著作，但是他的主要部分是写了帝王将相统治阶级的生活。

《水浒传》不然，主要是写了下层社会的生活，下层阶级的人们的思想感情。

读《水浒传》比读《陈涉世家》《游侠列传》《刺客列传》，觉得内容更其充实，描写更其详细，更能激动、鼓舞人民的感情。

《水浒传》的语言是宋元社会的人民语言，从中看到了从宋代以来说话人的伟大成就，也看到了施耐庵、罗贯中那样的天才文艺作家的伟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