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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剿夷与抚夷 第一 英国请中国订立邦交（第2页）

所有广州官吏的命令都由行总传给外商，外商上给官吏的呈文也由行总转递。

外商到广州照法令不能坐轿，事实上官吏很通融。

他们在十三行住的时候，照法令不能随便出游，逢八（那就是初八、十八、二十八）可以由通事领导到河南边的花地去游一次。

他们不能带军器进广州。

“夷妇”

也不许进去，以防“盘踞之渐”

。

顶奇怪的禁令是外国人不得买中国书，不得学中文。

耶稣教传教士马礼逊博士的中文教师，每次去授课的时候，身旁必须随带一只鞋子和一瓶毒药，鞋子表示他是去买鞋子的，不是去教书的；毒药是万一官府查出，可以自尽。

那时中国的海关是自主的，朝廷所定的海关税则原来很轻，平均不过百分之四，清政府并不看重那笔海关收入。

但是官吏所加的陋规极其繁重，大概连正税要收货价的百分之二十。

中国法令规定税则应该公开，事实上，官吏绝守秘密，以便随意上下其手。

外国人每次纳税都经过一种讲价式的交涉，因此很不耐烦。

中国那时对于法权并不看重。

在中国境内，外国人与外国人的民刑案件，我国官吏不愿过问，那就是说，自动地放弃境内的法权。

譬如，乾隆十九年（1754），一个法国人在广州杀了一个英国人，广州的府县最初劝他们自己调解。

后因英国坚决要求，官厅始理问。

中国人与外国人的民事案件总是由双方设法和解，因为双方都怕打官司之苦。

倘若中国人杀了外国人，官厅绝不偏袒，总是杀人者抵死，所以外国人很满意。

只有外国人杀中国人的案子麻烦，中国要求外国人交凶抵死，在十八世纪中叶以前，外国人遵命者多，以后则拒绝交凶，拒绝接受中国官厅的审理，因为他们觉得中国刑罚太重，审判手续太不高明。

外国人最初对于我们的通商制度虽不满意，然而觉得既是中国的定章，只好容忍。

到了十八世纪末，外国人的态度就慢慢地变了。

这时中国的海外贸易大部分在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手里。

在广州的外国人之中，英国已占领了领袖地位。

英国此时的工业革命已经起始，昔日的手工业都慢慢地变为机械制造。

海外市场在英国的国计民生上一天比一天紧要，中国对通商的限制，英国认为最不利于英国的商业发展。

同时英国在印度已战胜了法国，印度半岛全入了英国的掌握。

因为有了印度作为发展的根据地，以后再往东亚发展也就更容易了。

当时欧洲人把乾隆皇帝作为一个模范的开明君主看。

英国人以为在华通商所遇着的困难都是广州地方官吏做出来的，倘若有法能使乾隆知道，他必愿意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