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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 剿夷派崩溃（第2页）

清廷派桂良和花沙纳到上海，名为交涉海关细则，实则想取消《天津条约》。

为达到这个目的，清廷准备付出很大的代价。

只要英、法放弃北京驻使，长江开通商口岸，清廷愿意以后全不收海关税。

幸而桂良及何桂清反对这个办法，所以《天津条约》未得挽回。

清廷另一方面派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在大沽布防。

僧格林沁是当时著名勇将之一，办事极认真。

咸丰九年（1859），英、法各国代表又到大沽，预备进京去交换《天津条约》的批准证书。

他们事先略闻中国要修改《天津条约》，并在大沽设防，所以他们北上的时候，随带相当海军。

到了大沽口，看见海河已堵塞，他们啧啧不平，责中国失信，并派船拔取防御设备，僧格林沁就令两岸的炮台出其不意同时开炮。

英、法的船只竟无法抵抗。

陆战队陷于海滩的深泥，亦不能登岸。

他们只有宣告失败，等国内增派军队。

咸丰九年的冬季及咸丰十年（1860）的春季，正是清廷与太平天国内战最紧急的时候。

苏州被太平军包围，危在旦夕。

江浙的官吏及上海、苏州一带的绅士听见北方又与英、法开战，简直惊慌极了，因为他们正竭力寻求英、法的援助来对付太平军。

所以他们对北京再三请求抚夷，说明外国人兵力之可畏及长江下游局势之险急。

清廷虽不许他们求外国人的援助，恐怕示弱于人，但外交政策并不因大沽口的胜利而转强硬。

北京此时反愿意承认《天津条约》。

关于大沽的战事，清廷的辩护亦极有理。

倘使英、法各国代表的真意旨是在进京换约，何必随带重兵？海河既为中国领河，中国自有设防的权力，而这种防御或者是对太平军，并非对外仇视的表示。

海河虽阻塞，外国代表尚可在北塘上岸，由陆路进北京。

我国根据以上理论的宣传颇生效力。

大沽之役以后，英、法并不坚持要报复，要雪耻。

他们只要求赔偿损失及解释与修改其他不关重要之条约。

这种《天津条约》以外的要求遂成为咸丰十年英法联军的起因。

咸丰十年，英、法的军队由侧面进攻大沽炮台，僧格林沁不能支持，连天津都不守了。

清廷又派桂良等出面在天津交涉。

格外的要求答应了，但到签字的时候，一则英、法代表要求率卫队进京，二则因为他们以为桂良的全权的证书不合格式，疑他的交涉不过是中国的缓兵之计，所以又决裂了。

英、法的军队直向北京推进。

清廷改派怡亲王载垣为钦差大臣，在通州交涉。

条件又讲好了，但英使的代表巴夏礼在签字之前声明，英使到北京后，必须向中国皇帝面递国书。

这是国际应行的礼节，但那时中国人认为这是外夷的狂悖，其居心叵测，中国绝不能容忍。

载垣乃令军队捕拿英、法代表到通州来的交涉人员。

这一举激怒外国人，军事又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