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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自强及其失败 第一 内外合作以求自强（第2页）

李鸿章设大本营于上海，与外国人往来最多，认识西洋文化亦比较深切，他的部下还有英国军官戈登（Gordon）统带的常胜军。

他到了上海不满一年，就写信给曾国藩说：

鸿章尝往英、法提督兵船，见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日戒谕将士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益……苦驻上海久而不能资取洋人长技，咎悔多矣。

同治三年（1864），他又写给恭亲王和文祥说：

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

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用非所学，学非所用。

无事则斥外国之利器为奇技**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

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

一旦豁然贯通，参阴阳而配造化，实有指挥如意，从心所欲之快……前者英、法各国，以日本为外府，肆意诛求。

日本君臣发愤为雄，选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聪秀者，往西国制器厂师习各艺，又购制器之器，在本国制习。

现在已能驾驶轮船，造放炸炮。

去年英人虚声恫愒，以兵临之。

然英人所恃而为攻战之利者，彼已分擅其长，用是凝然不动，而英人固无如之何也。

夫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

我有以自立，则将附丽于我，窥伺西人之短长；我无以自强，则并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薮。

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所取法。

然则我中国深维穷极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变计矣……杜挚有言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

苏子瞻曰：言之于无事之时，足以为名，而恒苦于不信；言之于有事之时，足以见信，而已苦于无及。

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

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

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业可精，而才亦可集。

这封信是中国十九世纪最大的政治家最具历史价值的一篇文章，我们应该再三诵读。

第一，李鸿章认定我国到了十九世纪，唯有学西洋的科学机械，然后能生存。

第二，李鸿章在同治三年（1864）已经看清中国与日本，孰强孰弱，要看哪一国变得快。

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的世界的历史的意义，他一下就看清了，并且大声疾呼地要当时的人猛醒与努力。

这一点尤足以表现李鸿章的伟大。

第三，李鸿章认定改革要从培养人才下手，所以他要改革清朝的科举制度。

不但此也，他简直要改革士大夫的人生观。

他要士大夫放弃章句小楷之积习，而把科学工程悬为终身富贵的鹄的。

因为李鸿章认识时代之清楚，所以他成了同治、光绪年间自强运动的中心人物。

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做事极不容易。

同治年间起始的自强运动，虽未达到目的，然而能有相当的成绩，已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倘若当时没有恭亲王及文祥在京内主持，没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在京外推动，那么，英法联军及太平天国以后的中国还要麻木不仁，好像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一样。

所以我们要仔细研究这几位时代领袖人物究竟做了些什么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