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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 中日初次决战（第5页）

高丽派公使到外国去须先得中国的同意，到了外国以后，高丽的公使必须遵守三个条件：

一、韩使初至各国，应先赴中国使馆具报，请由中国钦差挈同赴外部，以后即不拘定。

二、遇有朝会公宴酬酢交际，韩使应随中国钦差之后。

三、交涉大事关系紧要者，韩使应先密商中国钦差核示。

这种政策虽提高了中国在高丽的地位，但与光绪五年（1879）李鸿章最初所定的高丽政策绝对相反。

最初李要高丽多与西洋各国往来，想借西洋的通商和传教的权利来抵制日本的领土野心。

此时李、袁所行的政策是中国独占高丽。

到了光绪十八、十九年（1892—1893），日本感觉中国在高丽的权力膨胀过甚，又想与中国对抗。

中国既独占高丽的权利，到了危急的时候，当然只有中国独当其冲。

甲午战争直接的起因又是高丽的内乱。

光绪二十年（即甲午年，1894）高丽南部有所谓东学党聚众数千作乱，中日两国同时出兵，中国助平内乱，日本借口保卫侨民及使馆。

但东学党造乱的地方距汉城尚远，该地并无日本侨民，且日本派兵甚多，远超保侨所需之数。

李鸿章知道日本另有野心，所以竭力先平东学党之乱，使日本无所借口。

但是内乱平定之后，日本仍不撤兵。

日本声言高丽内乱之根在内政之不修明，要求中日两国共同强迫高丽改革内政。

李不答应，因为这就是中日共管高丽。

这时日本舆论十分激烈，一意主战。

中国舆论也激烈，要求李鸿章火速出兵，先发制人。

士大夫觉得高丽绝不可失，因为失高丽就无法保东北。

他们以为日本国力甚小：“倭不度德量力，敢与上国抗衡，实以螳臂当车，以中国临之，直如摧枯拉朽。”

李鸿章则觉得一调大兵，则双方势成骑虎，终致欲罢不能。

但他对于外交又不让步。

他这种军事消极、外交积极的办法是很奇怪的，他有他的理由。

俄国公使喀西尼（i）答应了他，俄国必劝日本撤兵，如日本不听，俄国必用压服的方法。

李觉得既有俄国的援助，不必对日本让步。

殊不知喀西尼虽愿意给我援助，俄国政府不愿意。

原来和战的大问题，不是一个公使所能负责决定的。

等到李鸿章发现喀西尼的话不能兑现，中日外交路线已经断了，战事已经起始了。

中日两国同于七月初一宣战。

阴历八月十八日（阳历九月十七日）两国海军在高丽西北鸭绿江口相遇。

那一次的海军战争是我民族在这次全面抗战以前最要紧的一个战争，如胜了，高丽可保，东北不致发生问题，而在远东中国要居上日本居下了。

所以甲午八月十八日的海军之战是个划时代的战争，值得我们研究。

那时我国的海军力比日本海军大。

我们的占世界海军第八位，日本占第十一位。

我们的两个主力舰定远和镇远各七千吨，日本顶大的战舰不过四千吨。

但日本的海军也有优点，日本的船比我们快，船上的炮比我们多，而且放得快。

我们的船太参差不齐，日本的配合比较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