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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第5页）

满剌加乃敕封之国，而佛郎机敢并之，且啖我以利，邀求封贡，决不可许。

宜却其使臣，明示顺逆，令还满剌加疆土，方许朝贡。

倘执迷不悛，必檄告诸藩，声罪致讨。

葡萄牙的使者虽到了南京及北京，因满剌加的缘故及使团人员的失礼，于世宗嗣位之初（1521），惨败而归：其舌人亚三伏法，正使汤姆·皮雷斯（ThomePires）死于广东监牢。

但是正德、嘉靖年间的中国人的心理也不是这样简单。

经过几次交战，尤其是嘉靖二年（1523）新会西草湾、二十六年（1547）漳州及二十八年（1549）诏安等役，我们知道了葡人火炮的厉害。

御史何鳌言：“佛郎机最凶狡，兵械较诸藩独精。

前岁驾大舶突入广东会城，炮声殷地。”

西草湾之役，中国得了几尊火炮，海道副使汪（左钅右宏）送至北京，说其大者能击五六里。

《明史》加了一句：“火炮之有佛郎机，自此始。”

于是“佛郎机”

又成了利炮的别名了。

我们虽与葡人打了好几次仗，且是得胜了的，他们仍继续前来。

《明史》说：“吏其土者（在广东做官的人），皆畏惧莫敢诘。”

除威胁外，葡人尚可利诱。

利有好几种，有通商自然之利、法内之利，亦有法外之利。

嘉靖八年（1529）左右：

巡抚林富言互市有四利。

祖宗时诸藩常贡外，原有抽分之法，稍取其余，足供御用：利一。

两粤比岁用兵，库藏耗竭，借以充军饷，备不虞：利二。

粤西素仰给粤东，小有征发，即措办不前，若番舶流通，则上下交济：利三。

小民以懋迁为生，持一钱之货，即得辗转贩易，衣食其中：利四。

林富所奏的是国计民生、法内之利，此外尚有官吏从互市所得的陋规。

此种法外之利之大，有非吾人所能想象者。

因此地方官吏，在林富以前（及以后），“甚有利其宝货，佯禁而阴许之者”

。

林富论民生的一节也不透彻。

据西人的记载，中国沿海的居民无不乐与外国人交易，只要交易是和平的，朝廷尽管要闭关，士大夫尽管倡攘夷，平民能做买卖必定要做。

久而久之，统治阶级亦无可奈何，即清高者不过骂一句“奸商”

或“汉奸”

以了之。

现代如此，十六世纪早已如此。

在中外商业的开辟之过程中，中外的商人有许多时候是利害相同、因而互助的。

正人君子往往把这种互助当作狼狈为奸看，其实君子反自然，商民顺自然。

我国士大夫对“商”

没有正确观念，所以我民族在应付近代世界的大变局之中有时不免自作孽了。

我们的传统观念既把正路堵塞了，中外的商人就不得不走邪路。

天启年间，荷兰人想在广州通商遭拒绝以后，用了一个新方法。

《明史·荷兰传》有这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