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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第7页）

黄庆为什么要替葡人出力，他“纳贿”

的钱从哪里来，中籍无明文的记载。

西籍则说葡人善于运用金钱与中国官吏周旋。

嘉靖十四年（一五三五年）中国还只许葡人在澳门停船。

三十二年（一五五三年）番舶托言舟触风涛，愿借濠镜地暴诸水渍贡物，海道副使汪柏许之。

初仅茇舍，商人牟奸利者渐运瓴甓榱桷为屋。

佛郎机遂得混入。

高栋飞甍，栉比相望，久之遂专为所据。

当时的官吏既然一面畏惧“佛郎机”

，一面又利其互市，还是让葡人在澳门居住为最方便。

况且官吏很能自圆其说：如果在岛上，则“巨海茫茫，奸宄1安诘？制御安施？”

；一旦移居澳门，则“彼日夕所需，咸仰给于我，一怀异志，即扼其喉，不血刃而致其死命”

。

原来澳门面积甚小，与内地的交通仅靠莲花茎一路，倘有冲突，中国只须抽退工人，断其接济，就“致其死命”

了。

这是中国官吏在十六世纪从经验得来的一个极省事而又极灵效的“驭夷”

秘诀。

葡人移居澳门，等于把性命财产搬进一个葫芦里，而让中国看守葫芦口。

为守口严密起见，万历二年（1574）中国筑了一道闸墙横断莲花茎，墙中留门，启闭由中国驻防军队主持。

中国在澳门又立税关，置县丞，葡人年纳地租五百两。

此外中葡并没有别的关系。

葡人好几次派代表到北京，中国看同琉球、暹罗的贡使，葡人亦未抗议。

这样，中国保存了“天朝”

的尊严，而地方人民和官吏以及葡萄牙人都做了他们的好买卖。

这个妥协方案既顾到了上层的理论和法规，又适合于下层的事实及欲望。

这是我们应付近代世界的大变局之第二步。

《明史》说：“……终明之世，此番固未尝为变也。”

第四节

终明之世，葡人所以未为大患，不仅因为中国有了“驭夷”

的秘诀，此外有别的缘故在。

葡人在澳门虽受中国种种限制，但中国货物除由华商运到南洋及日本，再由荷商或英商运到欧洲外，余概须经过葡人之手，始能到欧洲。

这种中国与欧洲贸易的垄断每年给葡人百余万两的净利。

果阿总督给葡人商船来澳门的特许状价值多到七十余万两。

所以葡人自得澳门后，不但不想进取，反竭力地联络中国来避免第三者的分润。

且葡萄牙的帝国政策最注重的是香料群岛及印度，并不是中国。

其国内的经济政策不好，在海外所得的财富不过经葡人之手，终流到英、荷、法诸国。

万历八年（1580），其本国且为西班牙所兼并。

因此荷兰及英国与西班牙为敌者亦与葡萄牙为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