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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第9页）

双方于是备战。

八月十二日武山炮台——虎门炮台之一——开始射击，威氏竭力反攻。

交战仅半小时，台上兵丁尽逃了。

英兵于是上岸占了炮台，悬上英国的国旗，并把台上的炮位搬到船上。

所谓虎门的天险，在十七世纪已不能限制西人。

九月十日，中国放了许多火箭喷筒，以图焚毁英国船只。

这种火攻之法也没有发生效力。

威氏说：“谢谢上帝，我们没有一人受伤。”

以后他大事报复：烧了好几只中国水师船，毁了一个村庄，并从村里“拿走了三十头猪”

。

经过这些硬仗之后，官吏和葡人都知道总须想个收场的办法。

终究威氏做了点买卖，但他也担保不再来中国。

不久英国发生革命。

革命以后，东印度公司于康熙三年（（3）664）派船一只来华。

那时适经大乱之后，澳门景象十分萧条。

葡人口口声声地诉苦，说“鞑靼”

人1如何蛮横，船一进口便不许出。

这船白白纳了二千两的船钞，原货皆装回去。

与大陆直接通商既然这样困难，公司改在台湾想办法。

康熙九年（1670），公司居然与郑经订了通商的协定：公司得在台湾及厦门通商，但须输进若干火药及炮位。

五年以后，公司在厦门设立总栈，在台湾设立分栈。

除供给军火外，尚派人教练郑氏的炮兵。

虽然，买卖仍旧不能发达，因为郑氏在大陆上所辖土地有限，并且年年缩小。

到了康熙二十年（1681）郑氏失厦门，大陆上就无寸土了。

东印度公司驻华经理之失望可想而知。

最奇怪的是，英国人并未因协助郑氏而以后吃亏，正如荷兰人之未因协助清政府而占特殊便宜。

其实在十七世纪，英、荷海权膨胀的时候，中国与西欧的关系并无新发展。

在明末清初的时候，英、荷两国虽同因通商而对中国的内战有所偏袒，但并没有影响以后的关系。

在这百年之内，近代世界大变局，在东南方面，进入了一个凝滞时期。

近年因为纪念徐文定公，国人对于明末清初的传教事业特别注意。

当然，在十七世纪，外国传教士能在中国居官受爵，著书立说，中国高层的士大夫竟有信奉天主教者，这都是饶有兴趣的事实。

但是在朝廷方面——无论是明还是清——外国传教士的地位是一种技术专家的地位。

朝廷所以用他们，不过因为他们能改良历法及制造佛郎机炮和红衣炮。

士大夫与传教士接近者究竟不多，信教者更少。

且这少数信教者岂不是因为那时的天主教加了浓厚的儒教的色彩？我们从乾、嘉、道、咸时代的学术著作里能找出多少西洋科学方法及科学知识的痕迹呢？十七世纪的传教事业虽然带了不少英雄的风味，究未在我国引起一种精神运动，我国的文化依然保留了旧观。

倘若没有近百年的发展，这事业在我国历史上不过如景教一样而已。

第五节

十七世纪的大变动，不在传教或沿海的通商，而在全亚洲北部之更换主人翁。